[推荐] 海顿二百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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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不清、道不明的海顿？　　　　　　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年）辞世至今整二百年。但对于国人而言，举世闻名的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大师中，海顿的意义与价值似乎最难道清。比起“儿子辈”的莫扎特（1756－1791年）... 　　一、说不清、道不明的海顿？　　 　　 　　奥地利作曲家约瑟夫·海顿（Joseph Haydn，1732－1809年）辞世至今整二百年。但对于国人而言，举世闻名的维也纳古典乐派三位大师中，海顿的意义与价值似乎最难道清。比起“儿子辈”的莫扎特（1756－1791年）和“孙子辈”的贝多芬（1770－1827年），这位有“海顿爸爸”昵称的音乐家，究竟在哪些方面堪与那两位著名的后辈名家相提并论，甚至技高一筹？且不去追问一般的爱乐者，就是咨询专业的音乐人，得到的答案也往往似是而非。查阅辞典或音乐史书，读者看到的常常是一般化的海顿生平简历和作品罗列绍介，少有关于这位音乐家创作风格与审美意图的精辟概括或精准点评。看来，对于海顿的综合理解和整体认识，至少在中文语境中，尚有诸多缺漏和不足。　　 　　 　　当然，用语言文字来描述和规定音乐，这本来就是让人为难的事情。从历史的角度看，从海顿的时代开始，音乐中才出现越来越明确和凸显的作曲家个人风格追求——这显然反映了“现代性”社会中个人身份逐步明晰和个体意识逐渐增强的总体趋向。至浪漫主义的19世纪和现代主义的20世纪上半叶，作曲家在创作中寻找和确立个人风格，这似已成为该时段音乐美学意识中天经地义的关键核心。由此，近两百年来青史留名的各路作曲大师，他们的独特音乐风格往往在听觉直感上就极为鲜明，彼此之间的个性迥然不同，这从客观上为语言叙说的可能提供了方便——例如，我们可以谈论肖邦“精美绝伦的深刻诗意”，可以论说舒曼的“浪漫冲动与沉思冥想”，可以讨论布鲁克纳“恢宏沉重的宗教情怀”，也可以点评拉赫玛尼诺夫“气息悠长的伤感悲情”，还可以就巴托克“理性控制下的粗犷野性”作一番争论……　　 　　 　　但是对于海顿，我们能够言说什么？史书中常见的所谓“交响曲之父”和“弦乐四重奏之父”，真的就是对海顿的恰当规定吗？据说，海顿因确立了交响曲的四乐章“范式”而载入史册。还听说，海顿因在弦乐四重奏中引入了“对话原则”而成为垂范后人的榜样。且不论上述这些泛泛之论存在历史学上的数据错误（例如，海顿并没有“发明”交响曲和弦乐四重奏，而是和其他作曲家一起“发展”并充实了这两个最重要的古典音乐品种，因而称海顿为“父”，可能仅仅是某种尊称，而不能在字面意义上当真），我们凭借艺术美学上的常识便可判断，一位艺术家仅仅靠形式规范的完成和结构模式的确立，并不足以成为某一艺术门类中的卓然大家。海顿当然并不仅仅因为完善了音乐的外在形式建构而名垂青史——海顿之所以是海顿，之所以被后世铭记，一定还有另外更加内在、更加深层的艺术缘由和文化原因。但那究竟是些什么缘由和原因呢？　　 　　 　　另一方面，海顿身后，浪漫主义思潮很快风起云涌，他的音乐在这股强调个人主观激烈情感表达的风尚中，不免遭到忽略、误解乃至轻视。不难推测，浪漫主义的耳朵显然更偏好莫扎特的悲剧性“小调”作品（如著名的《D小调第20钢琴协奏曲》K.466等），更容易接纳贝多芬那些疾风暴雨式的炽热表白（如《第三“英雄”交响曲》、《第五“命运”交响曲》等）。而与柏辽兹的激进、李斯特的大胆或瓦格纳的浓烈相比，海顿的音乐未免显得“中规中矩”，缺乏“刺激度”。只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随着历史理解的纵向深入和多元价值观的兴起，海顿不可替代的真正意义才开始显露出来。　　 　　 　　或许，我们的出发点应该是，海顿是怎样一位艺术家，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体系和艺术体制如何不同于今天。理解了海顿的社会身份，我们才可能进一步明晓和认识海顿音乐的特殊品质。　 　　　 　 　　二、从“工匠艺人”到“自由艺术家”——海顿的社会身份解读　　 　　 　　有趣的是，维也纳古典乐派的三位大师，恰好典型地体现出当时音乐艺术家社会身份转变的不同阶段，反映了艺术生产体系和艺术家社会生活从旧式的“前现代”结构向新型的“现代性”体制转换的复杂过程。长者海顿，一生大部分时间受雇于贵族，同当时大多数职业音乐家一样，委身于传统的“赞助体系”（patronage system）的保护伞之下，职位明确，责任清晰，虽然创作上不免受到雇主趣味和爱好的牵制，但也解除了衣食住行的后顾之虞，晚年又直接得益于音乐艺术早期市场体系的勃兴，可谓横跨新旧两种体制并顺利平滑过渡。比海顿晚一代的莫扎特，在其艺术生命成熟后不久便脱离传统的“赞助体系”，但不幸在尚不稳定的市场格局中无法求得生存，最终陷入债务缠身、贫病交加的境地，从某种角度看是这一转换过程中的牺牲品。后辈贝多芬，显然已经处于这一转换过程即将完成的终端，他成长于法国大革命的“启蒙后”氛围，身怀强烈的艺术家个人自尊意识，充分利用了当时新旧体制并行的“双轨制”优势，虽仍然依赖贵族朋友的慷慨赞助，但并不就此构成对贵族的人身依附，而是在创作中遵循自己内心的艺术召唤，并不断通过自己作品的委约、出版和演出，在市场上取得盈利，从而获得了富足和具有尊严的个人生活。　　 　　 　　站在当今的视角回望，海顿身处其中的社会环境和艺术体系已经一去不复返，需要我们通过历史的同情和想象力将其召回。在海顿开始踏入音乐大门之时，音乐尚不具备现当代社会中的“公共艺术品”性质，而是某种带有明确实际功能的“实用性”活动实践。音乐尚未具备完全独立的身份和价值，大体上仍隶属于教堂的礼拜仪式和贵族的社交娱乐。因此，音乐家或是受雇于教堂为礼仪伴乐，或受雇于宫廷为贵族助兴，其社会定位是，利用自己的特殊音乐技能提供某种服务或完成既定任务，因而属于“手艺人”行列。按德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伊里亚斯（Norbert Elias）的说法，这样的音乐家属于“工匠艺人”，在性质上有别于19世纪以后出现的“自由艺术家”——所谓“自由”，特指“现代性”社会中，艺术家从事艺术活动和创作，只是为了实现某种内在的艺术目的，从根本上摆脱了外在的社会牵制和实用束缚。　　 　　 　　“工匠艺人”的社会等级大致相当于高级仆役。不过，与贵族宫廷里的一般仆人有所不同，他们所服务照料的是贵族的精神需求，因而相对受到更多的尊重。海顿出身贫寒，父为乡间轮匠，母为宫廷厨娘，家中对他的热切盼望是，或成为教士出人头地，或成为音乐家有个安稳乃至体面的生活。事后证明，海顿家庭为儿子安排的退而求其次的选择，最终结到甜果。有记载说，当海顿父亲看到儿子身着贵族家里的华美制服受雇于宫廷，听到贵族称赞儿子的音乐天赋时，不禁兴高采烈、心满意足。　　 　　 　　海顿的少年时代是在维也纳著名的圣斯蒂芬大教堂的唱诗班里度过，成人后经过多年磨砺和打拼，终于在25岁时（1757年）获得了第一份固定职位，受雇于莫尔津公爵任宫廷乐长。随后，在1761年，海顿的境遇继续改善，转任奥匈帝国中最富有、最有影响的王公家族之一——埃斯特哈齐亲王——的宫廷副乐长，获得相当好的收入。当年雇佣海顿的一份协议文书被保留至今，这是一份极为著名的历史文献，值得在这里做一些社会学意义上的分析和解读。　　 　　 　　这份协议签署于1761年5月1日，共14款，非常详尽地规定了海顿作为副乐长应该履行的职责和应该注意的事项。例如，在音乐职责方面，副乐长应“独立掌管除合唱音乐之外的其他音乐表演和乐队事务”；特别指出他“须遵照尊贵的殿下的指令创作音乐，不得与他人通传这些作品，也不得私自提供抄本，须确保这些作品仅供殿下专用，未经禀告和殿下的许可，不得为他人创作音乐”；而且，“尽管副乐长本人精通多种乐器，亦须勤加操练，以保持既备技能”。在礼仪和管理方面，他应该“妥善照顾自己的仪容行止。须节制有度，善待下属，温和而宽容，坦诚而镇定……依律着装：穿长袜，着白衫，施粉香，梳发辫（或戴假发）……禁绝饮、食及交谈期间的冒失与粗俗行为”。协议还明确要求海顿“悉力维持乐队既有的牢固基础和良好秩序，须体觉荣耀，不负殿下主公之恩宠”。 此外，协议作出特别规定，海顿“被看作家族的成员之一予以对待……在职员专用席位上进餐”。最后，协议说明“可能提拔他晋升乐长。然而，这绝非意味尊贵的殿下放弃在协议期满时如觉合理可将其解聘的权利”。　　 　　 　　今天的人读到这份协议，不免产生一丝好玩的感觉，特别会对其中居高临下的口吻多少有些敏感——因为我们都经过了“现代”意义上的民主精神的教育和平等意识的熏陶。显然，与其说这是一份协议，还不如说这是一份规定，具有“霸王条款”的味道。雇佣方埃斯特哈齐亲王与被雇方“工匠艺人”海顿之间，在社会地位上不在一个“档次”，上下距离相当明显。海顿的前途和发展全仗亲王殿下的“恩宠”和“信任”。他的艺术创作也完全受制于亲王的个人指令，对于现代艺术家而言至关紧要的“著作权”概念在这份协议中尚无丝毫表露。但另一方面也应看到，这份协议中也清晰透露出对海顿的礼貌性尊重。特别有一个细节，海顿被认为是“家族的成员之一”，而不是一个“奴仆”或“下人”，因而有权“在职员专用席位上进餐”。这说明，在欧洲启蒙运动到来之际，音乐家尽管仍然属于“工匠艺人”，但在一些开明和有文化的贵族宫廷中，其地位身份已经在提升当中——而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自由艺术家”出现的前奏性准备。 　签署协议后，海顿在埃斯特哈齐亲王宫廷中服务了近三十年之久，为宫廷马不停蹄地勤奋写作各类“应景”和“应时”音乐——交响曲、弥撒、歌剧、四重奏、三重奏、奏鸣曲、歌曲……并及时将这些作品排练好，专供亲王本人或尊贵客人的各类活动或娱乐所用。1766年，海顿被提升为宫廷正乐长，待遇随之提高。1779年，宫廷再度与他签订合约，条款从14条减为6条，不仅再度提升薪俸，而且对海顿的职责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