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选自许知远的《一个国家的悲伤与勇气》 三 自从5月12日以来,我的情绪一直在摇摆。一开始,我无意加入那个迅速蔓延的悲痛与同情的潮流,因为很多情感是不需要立刻表达和证明给别人看的。我甚至犹豫作为一名新闻记者,是否应该立刻冲到一线,一方面现场经常让我感到无力,另一方面我也警惕自己成为一名职业“经验收集者”——看,在那个重要历史时刻,我在现场。我像所有人一样被电视画面与互联网上的照片所触动,却不清楚我该怎样理解这一突然性的事件。 在前往北川时,我已经听说了很多关于灾区的骇人场面。我的年轻同事们,平生第一次看到了那么多尸体。在深夜,他们坐在废墟旁,看着少年们的尸身被一具具挖出来,排列在他们身旁,夜晚的空气里有浓重的腐臭气息。 我不知道他们内心被怎样触动,这场景会对他们未来的人生路产生何种影响,这是他们一直欢乐、平稳的人生中遭遇到最重大的事件吧。我相信,这感受一定是复杂的,它不会仅仅是悲痛与同情……我记得5月15日的都江堰的傍晚,有着灾后的宁静,一个带着口罩的女人面对着一所楼房的瓦砾平淡的对我说,她的妹妹就在下面,已经三天了,而救援队暂缓了工作,看起来希望不大;而在另一处临时帐篷旁,一家人兴奋的给我们讲解他们幸运的离开映秀镇的过程,外公与外婆却滞留在那里,但他们说起亲人,却仿佛在说起不相干的人;而隔壁帐篷里正传出的麻将声……我们对于死亡有一种特殊的态度、甚至是豁达,在很多地区,除去颜色,葬礼和婚宴没有太多的区分。不是说我们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民族,而是我们有自己的方式,这方式则与漫长的传统、特殊环境有关。 对我而言,让我心头最为酸楚的,不是那废墟般的城市,不是巨石下露出一只儿童的脚,而是那个前往北川中学寻找女儿的中年夫妇。他们的表情大部分时刻是平静的,有一种在乡村可以普遍见到的木然,那与艰辛、单调的生活有关。他们有大女儿在上海工作,北川中学的小女儿也在准备考大学。教育是他们改变生活境遇的最可依赖的方式。这对夫妇话很少,可能是过去两天的焦虑已让他们无话可讲,也可能语言从来不是他们的表达方式。当因为封路,我们的车堵在路上时,他们一句抱怨都没有,只是那里安静等着。而到了现场,他们看起来那么茫然、无力。多少世代以来,中国的普通人不就是以个体的沉默、忍耐来承受社会的变迁与系统的失效的吗? 当我再度回到北京,通过电视机与网络来了解灾情时,对北川县城与这对夫妇的生动记忆,开始被各种信息所冲淡与淹没。在电视与互联网上,那些画面依旧:倒塌的房屋、成堆的瓦砾、绿色军服的士兵、橙红色的制服的救援队、踊跃的志愿者、担架上受伤者、温家宝总理焦虑的面容和动情的讲话、还有那些感人至深的场景与故事——一位老师用自己身体压住四位学生;一位医生一心在救助伤员、却无力去寻找自己被压在废墟中的孩子……“众志成城”、“万众一心”、“心连心”、“一方有难、八方支援”这些口号,此起彼伏,还有在网络上流传的诗篇——如果它也被称作诗的话——被一遍遍的朗诵。 灾难的情绪进入人们的客厅,在餐桌上出现,在公司的格子间里,在出租车上,飘荡在空气里,人们的叹息中蕴涵着某种亢奋……它的高潮一幕在5月19日下午2点38分开始的全国性默哀出现。 那时,我在北京东区的万达广场,在林立的高楼中的空地上,来自一家证券公司的员工正整齐的站成四列,其他一些人则散落在周围。那种我很少听到汽笛声突然响起,所有人都沉默着,除去不远处一个正在打电话的年轻人,他似乎对突然到来的声响和人群的沉静不知所以,尴尬的站在那里,电话还放在耳边。 3分钟比我想象得更漫长,而且我感觉得到内心的某根神经被触动。但坦白而言,它不是来自于对灾难现场的记忆,而是来自于现场的仪式感——人们都安静和犹豫,汽笛声响又是那么凄厉。我们是个喜好形式感、却很少有仪式感的社会。形式感要求的你和别人一致,你根据别人而调整自己,而仪式则试图唤醒个人内心沉睡的一些情绪,你自发调整自己。 在5月19日—21日这三天的全国哀悼日,我心痛、无奈、几乎有些愤怒的看着,这些人类的悲剧、很多人在面对悲剧时被唤醒的同情、善良、慷慨、助人精神,开始被滥用与利用。 如果你打开电视机,会发现几乎所有电视台——不管是中央台还是地方台——都在播放同样的地震新闻节目,所有的报纸都采用了黑白印刷——上面都是“国殇”、“天堂”这样的词语。而在人们的谈话里,“高尚情感”中开始不断加入了令人不快的元素——比起沙特阿拉伯的6000万美元,美国的50万美元太少,排列了跨国公司的“铁公鸡排行榜”、冯巩比姜昆更慷慨——于是,那个被很多人痛恨、希望能够被悲剧荡涤掉的无比简单、功利与庸俗的价值观,顽强的再次出现了。 与此同时,另一些亟待需要展开的事情却迟缓未动。距离灾难发生已经10天了,但政府与公众的情感与理智似乎停留在灾难的最初阶段,甚至有一种更为集中和一致的趋向。 最初,我理解并深切的感受到这种情绪。一场重大灾难,就像一场战争一样,能有力的将人们团结在一起。突然之间,所有的阶级、财富、性别、职业、智力、性格的差异都暂时消失了,人们感觉到空前的平等,也觉得自己是更大群体的一部分——每个人都找到了明确的归属感。人们抛弃掉日常的庸常、斤斤计较,感觉到自己的生活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就像一位年轻记者在绵阳欣喜的发现了“灾时的共产主义”。这种热情富有感染力,但是注定难以长久,这并非令人叹息,而是根深蒂固的人类特性。 而真正让我忧虑的是,事情已持续至今,但所有的媒体却开始用同一个口径说话,而且所有的私人记忆都变得一样,所有的悲痛情感都被引向“国家真伟大”,所有的悼念、慈善活动都可能变成了被形式化的集体行为时,所有对灾难更宽广和更深入的探讨都缺席、只有一种单一的悲痛,这样的复杂的人群、复杂的社会面对这样一种复杂的情况时,所有人却是“万众一心”…… 这些倾向蕴涵着我们时代另一场严重的危机——我们情感与理智上的双重匮乏。 我们都记得王小波关于芭蕾舞“天鹅湖”的例证,再美妙的演出,如果重复让你观看200遍,最初的美感会迅速淡化。同样的,那些悲痛的灾难画面、感人故事,经过60个电视台不间断、不断重复的播放,它也会让人产生异样的感觉。更何况,那些故事与情感的维度又是那样的单一——总是悲痛感激与高尚,仿佛一个个丰富的个体,都被抽象成某种精神。 这种个人故事与记忆的被抽象有着显而易见的后果——每个人、每种感情都是可以被轻易替换的。在此刻,如果你需要的是一种“勇敢”,那么你可以寻找这个例证;那一刻需要的是“惨烈”,你可以寻找到那一幅画面……至于,这些具体的人是谁,意味着什么,则反而可能被忘记。 这种抽象与被替换感,在普遍的公众情绪中也是如此强烈。对分裂的仇恨,可以被替换成爱国主义,对于西方的蔑视,可以立刻变成“为祖国的崛起而读书”,对于灾难的悲伤,也同样如此。在5月19日的默哀中,超过一万名人在天%安^&*门广场上高喊“加油四川!加油中国!”,不是说,为我们的地区与国家打气不对,而是对于死者的悼念与对国家的拥护不应该被混淆成同一回事。前者是对生命本身的敬意,它与其他因素无关。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既没有尊重遇难者,也没有尊重我们自己的内心。 如果这种替换一直持续下去,我们就会发现我们难以相信任何东西。造成这种倾向的原因很多,但很有可能,难以诚实的面对自身是最初的肇始原因。 就像我在第一部分所提及的,我们每个人或许都是一棵大树上的树叶,我们具有相似性,却永远不会出现两片相同的叶子。这也意味着,每个人都有其独特的方式来感知外部世界和自身,有自己独特的表达方式。对于某一个妈妈来说,繁华的王府井是商业中心,而对于他的3岁小女儿来说,那里则是一个到处是腿的地方——她太小了,只能看见好多大人的腿。 同样,对于一个人的祖国,每个人感受也不同,表达感受的方式也不同。辜鸿铭通过褒扬孔子哲学、女人小脚和嘲笑欧洲人来证明中国的优越性,表达自己对中国的情感;而鲁迅则是通过不间断的批评,你能说前者比后者的更爱国,情感更深沉吗?当中日战争陷入胶着时,你不能要求沈从文、林语堂,或是西南联大校园里的学生杨振宁、李政道都到前线去;而今天风靡一时的作品《未央歌》,谁也想不到那是烽火岁月的记录,对于鹿桥来说,年轻人的友谊、爱情和幻想,更重要…… 这些感受与思想的不同,使我们的国家保持了丰富性,它既为现实生活提供了多种可能,也为未来的生活提供了更多的参照和鼓舞。我真想象不出,倘若十年后(或许只要一年后),倘若人们想要更多的了解2008年5月12日这场地震,他们能找到什么资料——那浩如烟海的信息,都是雷同的,都是浅层反应,普遍缺乏个体的独特性与生动性……因为,人们不敢于、或经常忘记了诚实的说出自己的真实感受。一个人对于别人的悲痛无动于衷,令人心痛,甚至可耻,因为他失去了感受力;但倘若一个人假装别人的悲剧就是自己的悲剧,用和别人一样的话来表达自己的痛苦,那么他同样是可疑的,他可能既虚伪又内心苍白…… 四 我不知道这些质疑是否不合时宜,它正是我此刻的思考与感受。阿尔伯特•加缪在1958年致友人的一封信里曾写道:“如果一个人写作只是为了证明一切都搞砸了,那么他索性保持沉默。”我理解他的感受,写作,就像其他艺术与思想活动一样,应该给予人们以希望。但是,同样警惕的是,我们该给予的希望,而不是幻像,前者激励人们,后者麻痹人们。 这场地震既是一场巨大的灾难,但它同样给予我们一次重新审视我们自身、我们的社会与国家的机会。人们对这场灾难做出的反应,像是这个国家的巨大的横切面,从中可以清晰的看到我们的面临的巨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日常生活中是被遮蔽的。 这场悲剧也赋予了我们的国家、每个个人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