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典音乐哲学

梦萦西域

道德经·五章》有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此所谓“动而愈出”者，指其生也。天地者，实如橐龠之器，鸣奏不绝如缕之曲。（陇菲按：橐龠者，具皮囊之风笛是也。参《古乐发隐》第291－292页。）

《道德经·二十三章》亦有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此所谓“不能久”者，指其逝也。天地者，曲不能久之大乐是也。

《金刚经》说法有言：“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如来”者，“如来”、“如去”之简称是也。所谓音乐，亦“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乐即如来；音乐者，乃“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之美音哲学。

《金刚经》说法又言：“菩萨于法，应无所住。”法本无住，而生其乐。如是我闻，乐亦无所住。乐无所住，方生即逝。万物亦无所住，皆具方生即逝之性。孔子有言“逝者如斯”。万物逝者，皆如斯夫。

逝者如斯，乃是中国古典哲学对世界特有的体认。与印度古典哲学“原子论”的所谓“恒河沙数”相比，“逝者如斯”更强调了宇宙运行不已的侧面。

音乐与流水，都是长宙广宇“逝者如斯”之“斯”。

“响一绝而不还”（曹植《九愁赋》），乐无常而哀感顽艳。

音乐之如来、如去，无常、无住之性，音乐之动而愈出、不能长久之性，乃其哀感顽艳之功能的根本。

所谓大乐者，无中生有，有复归无。所谓大乐者，乃“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德经·十四章》）之无始无终的时间绵延。所谓人籁者，同样无中生有，有复归无。所谓人籁者，乃“空中起步”（刘熙载《艺概》）、“切终成曲”（刘向《说苑·善说》）之人类操行的有限过程。人籁乃大乐之象，大乐乃人籁之本。万物生逝，皆如其象。

音乐因此，而成为时间之最佳象征。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古典音乐哲学即乐道正是因此，而对时间有着深刻的体认。对此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古典音乐哲学即乐道早有深刻体认之点，近代西方哲学、科学，也已开始高度关注。

自黑格尔以来，对于时间过程的关注，已经成为许多哲学家的自觉。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多次说过：“形态的实际存在仅仅就是这个运动”（中译本上卷第38页）；“他的实体有着一个绵延不绝的现实”（下卷第19页）。因此黑格尔强调指出：“正如从前本质曾被表述为思维与广延的统一，现在本质就应被理解为思维与时间的统一。”（同上第270页）

在黑格尔之后，海德格尔深入探讨了时间与存在的关系。他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反复说明：“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中译本第24页）；“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捉存在”（同上）；“应从时间来理解存在”（同上）。基于如上分析，海德格尔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展开状态是此在的基本方式”（第265页）。

因此，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由于运动，空间在时间中产生”（中译本第289页）。同样，普里高津则在《从混沌的有序》中说：“演化组成实体”（中译本第264页）。换言之，西方哲学、科学业已知晓：系统乃是进化的结果。此正如恩格斯阐明之黑格尔的“伟大的基本思想”所概括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0页）。

所谓音乐者，正是以“展开状态”为其基本存在方式。所谓音乐，正如萨特所说乃是“时间性整体所进行着的综合”（《存在与虚无》中译本第265页）。

但是，音乐并不单纯是对时间的象征，并不单纯是对时间的模拟；音乐本身就是时间的流逝，音乐本身就是时间的绵延。正是在音响动态模型呈示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耳官随之有所闻听，我们的情感随之有所触动，我们的心理时间随着音响动态模型的呈示而绵延流逝，也随着音响动态模型的完成终结而完成终结。在音乐艺术中，空间的实体被隐匿，而时间的流逝却分明地作用于我们的耳官与意官。

当然，当音乐通过人脑的记忆综合之后，所谓物理意义的乐音时间运动，已然转化为心理意义的比音关系建构。此所谓比音关系建构，乃是物理意义之乐音时间运动之心理后象。此心理后象中的比音关系之心理时间运动，与物理意义之乐音时间运动，并不全然等同。比较物理意义之乐音时间运动而言，比音关系之心理时间运动，有其信息量的损耗与增值。但是，人类只能以此内在的心理时间来把握外在的物理时间。换言之，所谓物理时间，乃是由人类实践行为所建构并为人类心理时间所认识。因此，并无绝对的物理时间可言。音乐不仅是人类建构之时间的象征，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也曾经是人类建构之特殊的时间尺度。白居易所谓：“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早发赴洞庭舟中》），正是以音乐作为时间之速度表征的衡量尺度。

《道德经·五章》有言：“天地之间，其犹橐龠乎，虚而不屈，动而愈出。”此所谓“动而愈出”者，指其生也。天地者，实如橐龠之器，鸣奏不绝如缕之曲。（陇菲按：橐龠者，具皮囊之风笛是也。参《古乐发隐》第291－292页。）

《道德经·二十三章》亦有言：“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孰为此者？天地。天地尚不能久，而况于人乎？”此所谓“不能久”者，指其逝也。天地者，曲不能久之大乐是也。

《金刚经》说法有言：“如来者，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名‘如来’。”“如来”者，“如来”、“如去”之简称是也。所谓音乐，亦“无所从来，亦无所去”。故，乐即如来；音乐者，乃“无所从来，亦无所去”之美音哲学。

《金刚经》说法又言：“菩萨于法，应无所住。”法本无住，而生其乐。如是我闻，乐亦无所住。乐无所住，方生即逝。万物亦无所住，皆具方生即逝之性。孔子有言“逝者如斯”。万物逝者，皆如斯夫。

逝者如斯，乃是中国古典哲学对世界特有的体认。与印度古典哲学“原子论”的所谓“恒河沙数”相比，“逝者如斯”更强调了宇宙运行不已的侧面。

音乐与流水，都是长宙广宇“逝者如斯”之“斯”。

“响一绝而不还”（曹植《九愁赋》），乐无常而哀感顽艳。

音乐之如来、如去，无常、无住之性，音乐之动而愈出、不能长久之性，乃其哀感顽艳之功能的根本。

所谓大乐者，无中生有，有复归无。所谓大乐者，乃“迎之不见其首，随之不见其后”（《道德经·十四章》）之无始无终的时间绵延。所谓人籁者，同样无中生有，有复归无。所谓人籁者，乃“空中起步”（刘熙载《艺概》）、“切终成曲”（刘向《说苑·善说》）之人类操行的有限过程。人籁乃大乐之象，大乐乃人籁之本。万物生逝，皆如其象。

音乐因此，而成为时间之最佳象征。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古典音乐哲学即乐道正是因此，而对时间有着深刻的体认。对此中国古典哲学、特别是古典音乐哲学即乐道早有深刻体认之点，近代西方哲学、科学，也已开始高度关注。

自黑格尔以来，对于时间过程的关注，已经成为许多哲学家的自觉。黑格尔在其《精神现象学》一书中多次说过：“形态的实际存在仅仅就是这个运动”（中译本上卷第38页）；“他的实体有着一个绵延不绝的现实”（下卷第19页）。因此黑格尔强调指出：“正如从前本质曾被表述为思维与广延的统一，现在本质就应被理解为思维与时间的统一。”（同上第270页）

在黑格尔之后，海德格尔深入探讨了时间与存在的关系。他在其《存在与时间》一书中反复说明：“一切存在论问题的中心提法都植根于正确看出了的和正确解说了的时间现象以及它如何植根于这种时间现象”（中译本第24页）；“只有着眼于时间才可能把捉存在”（同上）；“应从时间来理解存在”（同上）。基于如上分析，海德格尔得出了以下的结论：“展开状态是此在的基本方式”（第265页）。

因此，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说：“由于运动，空间在时间中产生”（中译本第289页）。同样，普里高津则在《从混沌的有序》中说：“演化组成实体”（中译本第264页）。换言之，西方哲学、科学业已知晓：系统乃是进化的结果。此正如恩格斯阐明之黑格尔的“伟大的基本思想”所概括的：“世界不是一成不变的事物的集合体，而是过程的集合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第240页）。

所谓音乐者，正是以“展开状态”为其基本存在方式。所谓音乐，正如萨特所说乃是“时间性整体所进行着的综合”（《存在与虚无》中译本第265页）。

但是，音乐并不单纯是对时间的象征，并不单纯是对时间的模拟；音乐本身就是时间的流逝，音乐本身就是时间的绵延。正是在音响动态模型呈示的过程之中，我们的耳官随之有所闻听，我们的情感随之有所触动，我们的心理时间随着音响动态模型的呈示而绵延流逝，也随着音响动态模型的完成终结而完成终结。在音乐艺术中，空间的实体被隐匿，而时间的流逝却分明地作用于我们的耳官与意官。

当然，当音乐通过人脑的记忆综合之后，所谓物理意义的乐音时间运动，已然转化为心理意义的比音关系建构。此所谓比音关系建构，乃是物理意义之乐音时间运动之心理后象。此心理后象中的比音关系之心理时间运动，与物理意义之乐音时间运动，并不全然等同。比较物理意义之乐音时间运动而言，比音关系之心理时间运动，有其信息量的损耗与增值。但是，人类只能以此内在的心理时间来把握外在的物理时间。换言之，所谓物理时间，乃是由人类实践行为所建构并为人类心理时间所认识。因此，并无绝对的物理时间可言。音乐不仅是人类建构之时间的象征，就某种意义而言，它也曾经是人类建构之特殊的时间尺度。白居易所谓：“出郭已行十五里，唯消一曲慢霓裳”（《早发赴洞庭舟中》），正是以音乐作为时间之速度表征的衡量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