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各时期的唱片事业 一、旧中国时期的唱片事业(1908~1949) 诞生前后 整整100的年之前,即1897年,爱迪生发明唱片仅20年,我国上海的洋行里就首次出现了圆柱形蜡筒唱机(当时叫留声机)。大约20世纪初时,圆片唱片和唱机也输入了我国,在上海等一些大城市的洋行里出售。当时英商在上海开设的谋得利洋行,经营唱片销售业务,并在香港为粤剧等广东一带的地方戏曲录音,送回英国制成唱片后再运来我国销售。 也就是在20世纪初时,有个名叫乐浜生的法国人来到上海。他从洋行购得一架大喇叭手摇唱机以及法国出版的“洋人大笑”等唱片,在南洋桥一带(今上海西藏南路)设摊放唱,生意兴隆。1908年,他在南洋桥附近租房成立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销售唱片和唱机。乐浜生招聘宁波人张长福作助手,从法国带来录音设备与录音师,由张长福请中国著名艺人来录音,然后运往法国制成唱片,再运回中国销售。一般说来,1908年应该算得上初具雏型的中国唱片工业正式起步的一年。 当时东方百代公司录音的有著名京剧演员谭鑫培、张毓庭、刘鸿声、汪笑侬、王又宸等演唱的唱片,后来又录了京剧四大名旦的节目以及一些地方戏。这些都是直径29厘米的钻石针唱片。1914年至1917年间,乐浜生将东方百代公司迁至上海谨记桥徐家汇路1434号(即今上海市衡山路811号中国唱片上海公司现址)。这是最早在中国建立的生产唱片的外国公司——法商百代唱片公司。 旧中国的唱片工业三巨头] 在旧中国,出现了各种名目的唱片公司,但是自己有唱片厂能够生产唱片的公司只有“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家,而且全部集中在上海。 百代唱片公司生产的钻石针粗纹唱片使用“雄鸡”商标,非常畅销。但是,到了20年代末期,东方百代唱片公司生产技术已经落后,生意也逐渐清淡。1930年,法商东方百代唱片公司将产业转让给英国电气音乐实业有限公司(EMI),重新命名为上海百代唱片公司,亦称EMI上海分公司,沿用“雄鸡”商标,并从录音到唱片生产设备和生产工艺等都进行了重大改进,且拥有300名正式员工。此后一直到上海解放前夕,英商百代唱片公司作为EMI在东南亚地区的唱片出版制作中心,是当时我国和东南亚地区设备最新、产量最高、影响最大的唱片公司。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上海时期,百代公司被日本人掌握。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百代进行了整顿并恢复了生产。1949年春节期间,百代公司以时局不稳、生意清淡为由宣布停产,公司迁往香港和新加坡。 大中华唱片厂是孙中山先生邀请日本人铿尾庆三于1917年来沪创建的,厂址设在虹口区大连路,由中日资本家合资经营,并由孙中山先生亲自定名为“大中华”,注册商标为“双鹦鹉”。以红色蜡光纸片芯代表京剧,绿色为歌曲,蓝色为地方戏曲。1927年“大中华”改由国人自营。1941年日方控制了大中华唱片厂,改名为“孔雀唱片公司”,出版“孔雀唱片”。抗战胜利后恢复原名和商标。解放前夕,大中华唱片厂经营惨淡,奄奄一息,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5月2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了大中华唱片厂。 上海胜利唱片公司是美国RCA于1930年投资的,并于两年后在上海平凉路1890号购地建厂,生产胜利唱片,使用商标为“狗听喇叭”。该公司出版唱片的品种较多,产量较大,其规模在当时三家唱片公司中处于第二位。1939年日本人参股51%,胜利公司改组为中国唱机有限公司。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该厂全部由日商接管。1945年抗战结束,国民党政府中央广播事业管理处接管该厂,因设备不齐而停产,一直未能开工。 唱片皮包公司和唱片牌号. 旧中国唱片行业的竞争是很激烈的。在30年代轰动上海唱片界的百代公司和胜利公司的所谓“鸡犬大战”中可见一斑。大公司竞争如此激烈,还有众多的小唱片公司更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在20年代和30年代,中外商人和一些熟悉戏曲界的人,纷纷打出各种名目的唱片公司招牌。由于这些公司一无编辑部门和录音设备,二无唱片生产加工能力,他们把录音制作全部交给百代、胜利、大中华三家,故而在当时被称为“皮包唱片公司”。 据不完全统计,当时先后出现的皮包公司有:高亭、蓓开、长城、开明、太平、北海、国乐、醒师、昆仑、新月、峨嵋等。虽说是“皮包公司”,其中有些也颇具影响。如1925年和1927年成立的高亭唱片公司和蓓开唱片公司推出的“高亭唱片”和“蓓开唱片”,这是当时戏曲唱片中的名牌。长城唱片公司1930年开始出版唱片,曾出版过一张由梅兰芳、尚小云、荀慧生、程艳秋(灌片时尚未改名砚秋)四大名旦联袂演唱的《四五花洞》,影响很大。其它公司如峨嵋公司出版川剧、四川清音和四川民歌小调的唱片,北海公司出版京剧和北方戏曲唱片,新月公司则录制了许多广东音乐。 旧中国唱片业的艺术成就) 从1908年中国唱片工业起步开始,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旧中国出版的各种牌号的粗纹唱片约8000种,总发行量约为几百万张。良莠参差的内容基本上反映了旧中国各个时期的文艺状况。 在20年代以前录制的唱片,内容几乎都是戏曲和曲艺节目。京剧须生泰斗谭鑫培的《坐宫》被认为是中国演员录制的第一张唱片。先后出版的戏曲精品还有:梅兰芳、程砚秋、荀慧生、马连良、余叔岩以及周信芳、李桂春、俞振飞、姜妙香、谭富英、侯喜瑞、萧长华等京剧演员的代表性剧目和唱段。此外还有袁雪芬和范瑞娟的越剧、丁少兰和丁婉娥的沪剧、马师曾和吕文成的粤剧以及潮剧、川剧、山西梆子、秦腔、评剧、河北梆子、昆曲等40多个地方戏曲节目。曲艺方面则出版了京韵大鼓、梅花大鼓、天津快书、山东快书、莲花落、相声、苏州文书、评弹、四川琴书等30多个曲种的节目。 20年代以后,开始出版大量优秀的民族民间音乐和民歌如广东音乐、河北民歌、云南民歌等。 到了30年代,歌曲和乐曲在唱片出版中所占的比例大幅度增加,其中较多的是创作歌曲,包括歌剧选曲、流行歌曲和电影插曲等。那时期诞生了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涌现出了中国第一位女歌星黎明晖以及明月社的“四大天王”——黎莉莉、薛玲仙、王人美、胡笳;另一颗特别耀眼的明星“金嗓子”周璇也已崭露头角。她在电影《马路天使》中演唱的插曲“天涯歌女”、“四季歌”(田汉词、贺绿汀曲)在全国造成了轰动。周璇的演唱如亲切絮语般的轻柔自然,音色委婉而甜润,形成了旧中国流行歌曲中独特的风格,并影响到了后来许许多多的流行歌手。除此之外,当时出版的流行歌曲唱片中有代表性的为:白虹的《祝你晚安》、江曼莉的《永别了,我的弟弟》、李丽莲的《广州小姐》、周小燕的《长城谣》、龚秋霞的《卖报歌》、陈娟娟的《小白菜》、郎毓秀的《乡愁》、姚莉的《春满人间》、赵丹的《春天里》等等。 在30年代,一些当时反映中国人民生活和斗争、具有时代精神和民族风格的作品也出版了唱片,对中国人民的政治生活和音乐生活产生了重大影响。任光、聂耳、冼星海等先后进入百代公司工作,为推广进步音乐和抗日救亡歌曲进行了不懈的努力。重要作品有:任光的“渔光曲”、“铁蹄下的歌女”;聂耳的“义勇军进行曲”、“孟姜女”;冼星海的“战歌”、“运动会歌”、“黄河大合唱”等。 二、新中国唱片业的重建和大发展时期(1949~1965) 创建初期的新中国唱片业体系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宣告了一个全新的社会主义唱片工业体系的诞生。首先,国家对三家残破不堪的唱片公司进行了改造,分别采取接管、租赁的方式收归国有并抓紧进行重建、合并和扩建工作。 大中华唱片厂被军管会接管后很快恢复了生产。1949年6月3日开始录音,第一批节目是请上海的解放军三野文工团演唱的歌曲《解放区的天》等6首歌曲和他们演奏的民乐和军乐。因此《解放区的天》则被认为是解放后出版的第一张唱片。1950年初,大中华唱片厂改名为人民唱片厂,同年迁往北京,并与同样从上海迁往北京的广播器材修造厂合并,内设唱片车间,使用唱片的牌号为。“人民唱片”,商标图案为光芒四射的五角星下站立的工农兵三人像。1954年3月,人民唱片厂又迁回上海,与上海人民唱片厂合并。 胜利唱片公司在1951年秋天改名为上海唱片制造有限公司,因当时染色剂碳黑缺货,改用氧化铁粉末。唱片呈赫红色,故牌号名为“红唱片”。第一张红唱片内容为歌曲“新中国的青年”和“垦春泥”。1953年2月5日该厂职工和设备并入上海唱片厂。 几经周折,华东工业部租借了百代公司留下的设备与厂房于1952年1月5日,成立了上海唱片厂,生产以天安门为商标的“中华唱片”。1952年3月10日,出版的第一张唱片是“我们要和时间赛跑”。同年,这个厂开始生产中华牌101型唱机。1953年3月,上海唱片厂划归中央广播事业局领导,改名为上海人民唱片厂。 1954年,三大唱片公司(厂)合并为上海人民唱片厂。1955年1月1日改名为中国唱片厂,由此形成全国只有一家唱片厂的局面,标志着新中国唱片事业创建时期的结束和发展时期的开始。 发展时期的新中国唱片业V 1958年,中国唱片社成立。同年,中国唱片厂试制成功密纹唱片并投入生产,使唱片出版的节目量、唱片品种、唱片容量和制作质量都得到大幅度提高,在唱片生产的技术领域缩短了和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1959年我国开始生产201型四速唱机和203型四速电唱盘,标志着中国唱片厂已经成为能够生产唱片、唱机和唱针的专业工厂。1963年成立了中国唱片发行公司,总经销中国唱片厂生产的唱片、唱机及零配件。1964年,中国唱片社广州分社成立,以采编侨乡节目为主。同时,中国唱片的出口业务大增,苏联、东南亚各国、东欧各国、美国、日本、澳大利亚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