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柏文蔚朝鲜之行
中日“间岛”交涉，引起中国人民的关注，吴禄贞的爱国拒日斗争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支持。
1908年初，清政府东北督办公署督办陈昭常和吴禄贞商议，决定派二等参谋柏文蔚去朝鲜的汉城，了解一下朝鲜的形势。
柏文蔚化装成商人冒着严寒从局子街出发，昼夜兼程，经朝鲜的会宁、清津、西湖津、元山、釜山，到达汉城。由于日本的入侵，朝鲜内部分成两派势力，兵部尚书闵东镐主张拒日，结果媚日求荣的李完用占了上风，把国王给废了，日本控制了朝鲜。通过关系，柏文蔚认识了朝鲜户部尚书的儿子，此人系纨子弟，家里有一本十分珍贵的《大东舆地全图》，这张图在他的手里无足轻重，但在“间岛”问题的交涉上，却是一份铁证。因为这份历史地图清晰地标明了延吉地区为中国领土。有人愿出500元的高价买一张破旧不堪的地图，令这位户部尚书的公子喜出望外，因此柏文蔚很顺利地得到了这张地图。
不久以后，这位公子哥才知道闯了大祸。日本警察探听到了这件事，并据此逐级上报。统监府得知有人购走了《大东舆地图》，而且是一个叫柏文蔚的中国人，无异于有人在统监府内扔了一颗炸弹，伊藤博文立即下令追查，不惜一切代价追回原图。
柏文蔚来汉城的任务虽已经完成，但处境越来越危险，他只好到中国驻朝鲜领事馆暂避。总领事马廷亮怕引出意外事件，因此嘱咐他立即返回国内。路上，日本警宪到处设卡盘查行人。一名日本宪兵拦住了柏文蔚，手里还拿着一张写着“柏文蔚”的字条问他：“认识这个人吗？”柏文蔚摇摇头称不认识。宪兵不放心，又对他搜了身，没有查到什么，只好把他放了。柏文蔚乘车赶到仁川，而后乘轮船到烟台，转回奉天。此时，柏正巧遇到了也在奉天的吴禄贞，于是将汉城之行作了报告，并呈上了那份珍贵的地图。日后，这份地图成了对日交涉的重要依据。
查封天宝山银矿
1908年2月，日本人企图将图们江南岸朝鲜境内的铁路延伸到江北中国境内，受到中方的坚决抵制，日本遂加紧了对我国领土的渗透与蚕食。
斋藤再次派遣大批警宪，强行在我国江北境内树立木桩，把中国地名改为“间岛”某某社。结果木桩刚刚立起来，就被愤怒的中国民众拔掉焚毁，日本官员到边务公署去无理指责，亦免不了被严词驳回。日本警宪和帮凶们开始对当地民众进行迫害，勒索钱财。看来，对付 这伙强盗加无赖，只有采取必要的强硬手段。吴禄贞一方面派人前往斋藤处，提出严正抗议，一方面根据当地居民的反映，逮捕了日本非法任命的总社长李羲英等人。
国难当头，汉奸是国人最为痛恨的民族败类，吴禄贞决心拿大汉奸程光第开刀。程光第是天宝山银矿矿主，清政府赏了他五品顶戴。天宝山银矿在当时是东北最大的银矿之一，1889年起由珲春招垦总局开办，其股东主要为吉林将军、珲春副都统以下官吏等，是一个官商合办的企业。该矿1890年至1898年间共产银300万两，有中朝矿工500多人。由于官吏的横征暴敛，经营腐败，1899年，矿工在朴善领导下举行大罢工，天宝山矿几乎陷于停顿。同年，矿主程光第由于“亏欠国库公款5万银两”，被清廷革职。虽然后来程光第暗中行贿，使了路子，恢复原官，但清廷并没有行文让程继续办矿。
事后，程光第卖身投靠了日本人，与日商中和公司经理中野二郎套上了关系，并在日本官方支持下订立了“天宝山采矿草约”。“草约”规定：“向朝鲜运出矿砂，中国官员不得干涉”，“将昔日提炼所弃矿渣全部交付中和公司”。日方在1907年到达这里后，延吉厅署立即进行了坚决抵制，并宣布：程光第私订条约，我国不能承认。指出：“程光第身为五品顶戴而藐视国法，竟敢勾结日寇私订条约，引狼入室。日寇强占天宝山，将来会蚕食整个东北，这是莫大潜伏之患。”朝中矿工亦与日本资本家对抗，并拒绝运送矿砂出境。
1908年11月7日，吴禄贞下令查封了日本人侵占的天宝山银矿。8日，吉林巡抚照会吉林日本领事：“查程光第，前因办理天宝山银矿，亏蚀官项，光绪三十一年冬间奏参在案，嗣虽设法弥补，开复原官，而并无札委续办矿务之照文，是程光第已无开矿之权力”，“中野并未调查程光第有无办矿之权限，私自与之合约应立即取消。”20日，东三省总督照会日本驻吉林领事，下了逐“客”令：“程光第既去，则中野不能留，令中野离开天宝山。”日本领事岛川接到照会后火冒三丈，绞尽脑汁，也想不出个应对办法来，只好回照硬撑着面子威胁说：“天宝山不维持现状，会引起燎原之火。”中国终于收回了天宝山银矿的主权。
签订《中日间岛协约》
吴禄贞与日本侵略者交涉“间岛问题”取得了初步胜利，但并没有给他带来好运。当吴禄贞名声雀起的时候，督办陈昭常已感到面上无光了。1908年冬，在陈的排斥下，清廷解除了吴禄贞的边务督办职务，任陈昭常为吉林巡抚兼边务督办，以傅良佐为帮办。但陈昭常和傅良佐不过是两个“未能远谋”的庸才，在对日交涉中屡遭失败。傅和日本人打交道，办理边务，连他自己也感到“力怯”，因此在遭了半年“洋罪”之后，坚决辞职不干了。清廷不得不再次起用吴禄贞，先是许诺吴禄贞继任帮办，吴禄贞为了免遭陈昭常的进一步忌恨和排斥，请任督办，专司奏事，不受吉林巡抚节制。清政府没有治理边务的将才，只好同意。
1909年4月，吴禄贞由奉天再次回到延吉厅任边务督办，由陆军协都统擢升陆军协统，并加陆军副都统衔。
此后，吴禄贞多次与日交涉，根据翔实的材料，确凿的证据，逐一批驳日本政府的来文，并援引朝鲜人著《地理小识》等十余种中外论著，论证中朝两国国界。
吴禄贞在他所编辑的10余万字的《调查延吉边务报告书》中，全面论述了延吉厅的疆域历史、建制沿革、地理形势、朝鲜居民越垦始末、中朝图们江界务交涉过程，日本制造“间岛”问题的图谋，以及日本侵略、经营延吉厅的行径和政策等。由于吴禄贞对日交涉的成功，使日本的进一步侵略行动遭到遏止，伊藤博文只好改变策略，将“间岛问题”提交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向中国政府提交长篇照会，就“间岛”问题继续向中国提出领土要求。清廷命吴禄贞、周维桢代写了万余字的边务节略，复照日本驻华公使。日本政府在有力的事实证据面前，理屈词穷，诡辩无术，不得不承认图们江以北之延吉厅为中国领土。
1909年9月4日，清廷钦命梁敦彦和日本特命全权公使伊集院彦吉在北京签订了《中日间岛协约》。条款规定：“中日两国政府彼此声明，以图们江为中、朝两国国界……”历史悬案终告结束。然而，当时的清政府把“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奉为国策，因此不可能取得外交上的完全胜利。依照《协约》，龙井村、局子街、头道沟、百草沟四处，被日本帝国主义攫为开放的商埠，并取得了在这些地方设置领事馆的权利，还取得了领事裁判权与吉会铁路的修筑权等。
1909年11月3日，日本“间岛总领事馆”在龙井村正式挂牌，日本总领事永龙久吉带领随员40多人出席开馆典礼。吴禄贞奉清政府之命出席了典礼，但内心忧愤难平。此时他已经认识到，不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中国只能受人欺，挨人打。令人痛心的是，辛亥革命爆发后，当吴禄贞、阎锡山分别担任总司令与副总司令，计划出兵进击北京的时候，吴禄贞及他的助手周维桢同遭暗杀，吴时年31岁。
考察“间岛”交涉的得失,不能孤立地分析《图们江中朝界务条款》,而应该把它与同时签订的《东三省交涉五案条款》联系起来加以分析,因为这两个条款是日本对清政府实行外交总体战的产物,两者之间存在着紧密的联系,孤立地看待其中一个,难免以偏概全。东三省六案交涉总的来看清政府得失相当。一方面迫使日本承认了中国对“间岛“的主权,粉碎了日韩合谋要将延吉地区并于朝鲜的阴谋;另一方面,所签订的两个条款中都有严重损害中国主权的条款。然而,分析这两个条款所带来的外交结局,却不能脱离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前面述及,日本协调与英俄法三强的关系,使清政府在外交上陷于极其不利的境地,然后通过一系列事件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以配合谈判桌上的讹诈。而在日本强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下,在韩人越界殖民、日本非法入侵的既成事实面前,清政府能在外交场上与日周旋,最终挫败日本侵占延吉地区的阴谋,实现了维护领土主权的目的,应该说是近代外交史上的一次局部斗争的胜利。然而,“间岛”交涉
的成功又是与东三省五案交涉妥协相联系的,夸大“间岛”交涉的成果是不恰当的。二十世纪初,清政府的贫弱衰落已成积重难返之势,在对外交涉中想全面粉碎侵略者的勒索是不可能的,纵使奋起抗争,也只能在某些问题上取得局部的、有限的成功。 |
发表于 2003-7-1 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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