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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刘兵、江晓原:量化考核与“两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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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刘兵、江晓原:量化考核与“两种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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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叶无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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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5-6-28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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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兵、江晓原教授在清华大学的讲演(节选) 作者:刘兵、江晓原 来源:文汇报
一、基金制度不一定是好事
由于量化考核、计划学术,许多好的课题是申请不到基金的。 江晓原:各位好!我们用这种方式正式作演讲是第二次,我曾把它戏称之为学术相声。之所以采取这种形式,是因为此次演讲的主题,来源于我们两人近年在上海报刊上开设的两个对话专栏。我们的专栏是真正的对话——我写一段在网上发过去,然后他有一个回应,又发过来。有一个交流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也更有启发性。我们俩比较适应这种方式。曾经有一次因为赶时间,我们就在一个会议之后,共用宾馆房间里的一台电脑,你敲一段,然后我敲一段,这样来完成了一篇对谈。 刘兵:我们在《文汇读书周报》上面的栏目题目叫“南腔北调”,因为江晓原是典型的南方人,在南方任职。我是典型的北方人,在北方教书。“南腔北调”之外我们第二个专栏就是在《文景》上的“学术品位”,是一个更长篇的对话。为什么要开设这样的专栏呢?在与学界打交道的时候,虽然大家都是在做学术,但是我感觉到学术与学术之间是有差别的。我跟学生长期都是说要做有品位的学术,而不在于发表多少篇论文。今天,我们就是结合那两个专栏来谈一个这样的主题。 江:“南腔北调”专栏主题就是“两种文化”。“两种文化”主要是指科学与人文“两种文化”的关系。近年来我们一直很关注“两种文化”,并且卷入了多场争论。而且我和刘兵观点并不完全相同。今天为什么要把学术品位和“两种文化”联系起来讲呢?是因为我们感到,量化考核的盛行,学术品位的败坏,正是这“两种文化”的关系没有解决好造成的。 刘:关于“两种文化”,我来补充一点背景。“两种文化”是自50年代C.P.斯诺关于“两种文化”的演讲,从那里开始,科学文化伴随着科学专业化、科学家阵营形成,人文文化则伴随着文学等人文知识分子产生,而且在这“两种文化”之间出现了差异、冲突、分裂。我们是针对这样一个背景来谈的。 这里我讲一个江教授的逸事。现在杂志、文章很多,看不过来,怎么办?那就要筛选。怎么筛选呢?我就介绍一下江教授的筛选绝活。他说打开一本书来,首先是目录,左一列是题目,右边是作者。先看题目,其中有一些题目,无论是什么人写的我都不看;再看作者,因为对学界圈子比较熟悉,所以某些人无论写什么我都不看。这样交叉一选择就会找到有价值的文章。有这么一回事吧? 江:这听起来有点傲慢,但在实际操作中很有效。 刘:这种评价机制反过来会作用到做学问的人身上。在做学问、评价学术价值的时候,我们往往会不自觉地会陷入到这种思路中。我跟江晓原说,我一直有个题目想做,但是肯定没有基金会会支持这个题目。我想做的就是:现有的人文学科基金的资助对人文社会科学的破坏作用。 江:我个人感情上支持这个做法。到目前为止我没有看到任何一个严肃的报告,对我们实行了多年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基金制度的优劣进行评估。也就是说实施了这个基金制度,比以前的行政拨款究竟好了多少?有什么地方产生了好的结果?什么地方产生了破坏?我相信会有一天人们会来评估这个。我个人感觉,当年的行政拨款比现在好。我觉得我有资格这么说,因为我迄今已经主持过两次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一次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我自己也评审别人的项目,但是我觉得很没有意思,不合理,还不如以前的行政拨款。其实现在国家也拨款,只是引进了评估机制,以为这样能将基金投到好的项目中去。实际上,由于我们热衷于做这种量化考核、计划学术,基金未必能投到好的项目中去,许多好的课题是申请不到基金的。 刘:我们生活在现实的体制之中,如果完全不考虑体制的要求,那是肯定行不通的,所以我们经常要不幸地做出妥协。说到这里又想起一个故事。当时是在香港开会,也是跟江晓原一起,一个北大的教授就讲起一个北大学术评价的故事。北大人文学部在评定教师职称和教师成果时,有学术委员提出,如果有两人成果相当,那么有项目、有经费的那个人不仅不能加分,反而要减分,理由是:另一个人没拿国家的科研经费,也作出了同样成就;而你拿了国家的经费,成就也只是如此,所以要减分。我们可以想想,像这样的标准现在还剩下多少?
二、量化考核只会淹没陈寅恪们
我们今天很喜欢量化考核,可能就是因为没什么人敢于承担责任。 江:那天在香港我还提出一个观点。我们为什么要搞那么多的量化考核?因为我们把那个称之为“法治”。怕不公正,所以弄出个杠杠来。两个学者在SCI刊物上发表论文,5篇就比3篇好。而“人治”的办法是这样的:校长觉得某某人好,认为他可以做系主任,那就聘请。我们还是举清华的例子。当年梁启超向校长推荐陈寅恪,校长问有没有学位啊,没有,有没有著作啊,没有。当时校长就有些顾虑了,说这样不行啊。梁启超立马说,陈寅恪的那些论文比我这么多著作的价值还要大。校长听了这话就聘请了陈寅恪。当然,“人治”有很多坏处。比如说校长是个混蛋,他可以聘请他的没有才能的小舅子,而“法治”就可以避免这种情况。反过来我们可以想想“人治”有没有好的一面。那个校长把他的混蛋小舅子聘请进来,如果做得不好,校长就要负责任。梁启超当年把陈寅恪推荐进来,如果他尸位素餐、不称职,校长和梁都要负责任,梁启超是以他的人格为陈寅恪负责。也就是说“人治”下,搞坏的事情就有人负责。“法治”之下,没有任何人会为错误负责任。我们经常看到聘请了一个教授,经费待遇都上去了,但是不称职、跟同事也不能很好合作,但是找不到任何人为此负责。因为聘请这个人是由学校委员会投票决定的,引进人才的条例写得清清楚楚,要有正高职称、博士学位、三本以上学术著作、国外工作经历……这个人都有啊。我们怎么知道这个人得到正高职称是通过腐败实现的呢?怎么知道他得到博士学位是开了后门的呢?这些问题都是由别的学校负责的,可是别的学校也是“法治”,也是由某些委员会认定的。因此,无论把事情搞得多坏,没有任何个人会为此负责。我们今天很喜欢量化考核,可能就是因为没什么人敢于承担责任。 刘:做学术已经分成几种类型了。数篇数的是一种类型。我在所里带学生,虽不像你做院长有那种痛苦的挣扎,但是学生毕业前要在各种级别的杂志上发表多少篇论文。这也是一种量化过程,它可以促使你发表一些论文,但是发表之后是否达到了我们量化的原先目的呢?论文原本是想以最好的方式将学术研究的心得写出来,但是最后变成了数数。 江:杨叔子院士有一次到交大去,我就问他,你当校长怎么对待量化考核?杨叔子说我区别对待,对工作有妨碍的,我糊弄到最低限度,对我工作有益的就拼命干。我们都意识到这个不好,但是个人无法反抗,杨叔子当校长都没法反抗。量化的一个后果就是我们数数的时候就把质量扔在一边了。当我们只要评价很少数的东西的时候可以把所有的文章都看一遍,是不是好,是不是糊弄的,但是现在只要看数量,而且数量是越多越好。结果只能审查你是否造假、是否真的发表,不可能审查你是不是老生常谈,是不是有创意。时间、精力不可能允许你一篇篇地审查,只能按照SCI、EI等分等级登录上去就算了。这样,好的文章也被淹没在垃圾中,显不出来。文章都经过这样处理,你在高级刊物上通过走后门请吃饭,发表了一篇狗屁文章,另一个人花了几年时间苦心研究发表了一篇,结果是一样的。所以这种量化考核极大地败坏学术研究。 刘:也就是说类似于一种劣币定律的概念,竞争取胜者不是有品位的、好的学术研究者。量化说的是成果产出的考核,它的前一个步骤就是计划,这是一脉相承的。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基金——不管是社科还是自然科学的——几乎没有未实现目标的,(不是说没有不过关的,但是极少极少),绝大多数都达到了,而且在申请的时候就预设了能够达到目标。 江:而且还有规律,钱越多,得奖概率也越大。如果你弄了1个亿的项目,你肯定能完成一个大成果,而且获奖的概率也很大。
三、专利局小职员的身份成就了爱因斯坦
爱因斯坦幸好去了专利局。进大学就要评职称写论文,这会妨碍他自由思考。 刘:这不仅是国内的问题,在国际上也有类似倾向。2002年我在剑桥听过一个报告,是科学史系里的非常高级、每年一次的重要报告。著名科学社会学学者科林斯考察了一项自然科学研究——引力波。他通过社会学研究发现,没有什么成果也要变成有成果。一个项目投了很多钱,就要有成果。但是我们知道,科学研究,包括社会科学的研究,绝大部分是不成功的。我们看看科学史就知道了,科学家做的工作实际上绝大多数是失败的。如果说这么多年都成功了,那不得了啊,甚至是可怕的。不成功很正常。引力波这项研究实际得出的是零结果,也就是在误差范围之内探测不到这个结果。但是这样就对基金会没有交代了。于是就变通了,对于这个过程解释一番,我的仪器、方法是新的,我给出了一个不能超越的极限,于是就有成果了,也就通过了考核。 江:你说的这个现象中外都一样,因为拨款的人不可能容忍自己的拨款是一个错误,所以一定会有成果。这个完全可以支持我刚才的观点,就是宁愿要行政拨款。行政拨款不要求你对这个拨款有交代,不要求你有结果。现在搞成什么都是基金、项目的,就要求你必须对每个项目负责,都要有结果,这就是“计划学术”的作用。很多学校、单位得到上面的指标:今年要发表SCI的论文多少篇、拿到纵向的基金多少万。弄好了指标到了年终的时候就要汇报,看你的指标是否完成了。每年都要做这种无聊的游戏,院长就要去找计划处长讨价还价,要拼命降低指标,处长就要拼命提高指标。年底时就翻出了年初时的指标,一看,指标要求发表SCI10篇,结果发表了12篇,这是超额发表。发表的东西到底有什么价值不管,只要数量,而这个数量是开始就订好的。我不知道那些人怎么想的,他们觉得做学术好像流水线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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