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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城》是著名学者钱钟书先生的长篇小说，上个世纪四十年代创作并发表，迟至八十年代初期才经海外学者夏志清等的介绍和述评，被人们重新关注和读解，一经传播开来，便造成极大影响，文化界掀起一波又一波的“《围城》热”，阅读和研究《围城》成为重要的文化热点之一。钱钟书认为艺术可以让转瞬即逝的美凝结成永恒——艺美凝真（《管锥编》），那么，几近半个世纪的时间终于抚去有意无意地覆盖在《围城》上面的种种误解、浅薄和粗鄙，让真金绽放出本色。打开城门走进《围城》，《围城》成为一个讲不完的故事，时至21世纪，人们读《围城》依然热情不减，流连《围城》内外，感受钱钟书的人生智慧和文化品格，几乎成为现代知识分子的必修课程。本文拟从七个方面谈谈《围城》，只能是一种粗浅的管窥。 一． 《围城》的创作背景 1935年至1937年，钱钟书在英国牛津大学学习并获得学士学位（关于钱钟书是否获得博士学位，请参见李洪岩、范旭仑著《为钱钟书声辩》，其中有对杨绛说法的反拨，此处用李、范说），在法国巴黎大学进修一年后，于1938年9、10月间回国，在清华大学（当时已并入西南联大）任教授。当时，钱钟书的父亲（国立浙江大学教授）在湖南蓝田帮助友人创建国立师范学院，1939年秋，钱钟书去蓝田师范学院任英文系主任并照顾父亲。1941年回上海探亲，因珍珠港事变，“他就沦陷在上海出不去了”（ 杨绛《将饮茶》第122页）。钱钟书和妻子杨绛在上海艰苦度日。1944年，有一次钱钟书看杨绛编写的剧本上演，回家后说想写一部长篇小说，杨绛非常高兴，鼓励他写，并且兼起劈柴生火烧饭洗衣的家务，钱钟书每写完一章，杨绛就急切地阅读。到1946年几近完成并在由李健吾主编的《文艺复兴》上连载，从1946年2月25日1卷2期到1947年1月1日2卷6期全部连载完毕。 在《围城》原序里，钱钟书表露了自己写《围城》时的心情：“这本书整整写了两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由于杨绛女士不断的督促，替我挡了许多事，省出时间来，得以锱铢积累地写完。”同时，钱钟书写《围城》时正在写学术专著《谈艺录》，据杨绛《记钱钟书与〈围城〉》一文，当时钱钟书有一种惶急和惆怅的情绪，这些情绪在同时创作的一些诗歌里可以找到影子。 二．《围城》的故事情节 关于《围城》，有许多的说法，小说连载时，誉美者称为“新《儒林外史》”，贬抑者目为“俏皮话”；郑朝宗第一个认定为“学人小说”，海外夏志清也有此说。近人胡河清从“文化小说”角度分析《围城》的文化解构意义，社科院李洪岩更力排众议，指出《围城》是一部“智者小说”（详见李洪岩《智者的心路历程》第300页）。 本人认为，无论从文人批判角度，从文化解构角度，还是从思想和智慧的角度来看《围城》，都仅仅是一个方面和一种视角的解读，这些方面和视角，都离不开《围城》首先是一部小说这样一个前提，而且是一部用传统写实手法创作的“写实的小说”和“虚构的小说”（杨绛《将饮茶》第121页），虽然这其中不乏现代派小说创作思想诸如解构主义、存在主义的影响。作为初步的和基本的阅读，我想我们尽可以用轻松和愉悦的心情来欣赏《围城》的生动的故事。首先，我们可以看看《围城》的故事情节。 《围城》的故事情节是明晰而有节奏的。 《围城》全书共九章。以方鸿渐回国求职、工作和恋爱、结婚为线索，从1937年方鸿渐乘坐法国油轮白拉日隆子爵号回国，到两年后上海与孙柔嘉分手。可以划分几个阶段。 第一章几乎可以看成是一个序幕。邮船在苍茫无语的大海上独立成一个欲望的人间世界，方鸿渐与鲍小姐逢场作戏，臭味相投，苏文纨对方鸿渐一厢情愿，争风吃醋，这个三角的关系，一方面演绎着卑俗和粗鄙，无心的无爱的欲望成就出“短平快”的苟且之乐；一方面勾勒出首先是女博士然后是老姑娘待字闺中所可能激发出的人的全部庸俗和浅薄。这是一个生动而实在的画面。同时，作者用回顾的方法，插叙方鸿渐的身世，特别是他怎样“智斗”外国文化贩子买博士文凭的过程，这是留学西方的所谓“精英”们从西方文化里邯郸学步所承受到的一种走到极端之后的虚伪和荒谬。这一实一虚，相映成趣，为整个情节发展提供了一个人物活动的文化的背景。
第二和第三章是全书的第一个波澜。方鸿渐回到上海，在岳丈周经理（女方与方鸿渐未完婚而病逝，方在周家支助下完成留学）的银行里当小职员。此时，中日战争爆发，方家逃难，方鸿渐等成为“边缘人”。仿佛历史的循环，船上的“三角”泛滥成大都市里的“三角”，不过角色略有调整，苏文纨在继续一相情愿地追慕方鸿渐，而方鸿渐却爱苏的表妹、年轻的大学生唐晓芙。在三人之间充满犹豫和猜忌、避让和进攻、等待和表白的种种纠葛之后，方鸿渐和苏文纨决裂，苏出人意料地和平庸而做作的曹元朗结婚；与此同时，方鸿渐却认真地爱着“真正的女孩子”唐晓芙，不乏真情和热情，一切都具有理想的色彩，但电话里阴错阳差的误会使方、唐之间越离越远，唐的最终离去成为小说里一笔哀怨的遗憾。 在这两章里，与方鸿渐人物命运关系或疏或密的种种文化人纷纷粉墨登场，既有受过西方文化浸润的曹元朗、赵辛楣、褚慎明、董斜川、苏文纨等“海派”文人，又有深得传统文化和市民文化精髓的方鸿渐的父亲方遁翁等。 第四章可以看成一个过渡，一种兴奋和紧张之后的喘息和整理。方、苏、唐三人冲突打了一个结后，方鸿渐需要摆脱，需要继续寻找他的“围城”。赵辛楣与方“同病”而不“同情”，作为糊涂的“情敌”，他企图用三闾大学的聘书隔开方、苏二人，又因此而帮助方鸿渐走进另一座“围城”作了起跳的铺垫。这一章里，以后将成为方鸿渐的旅途同伴、三闾大学的同事和爱人的孙柔嘉有了初步的表现，同时，教授顾尔谦、李梅亭也露脸了。在准备出发的过程中，作者还描叙了方家父子之间和妯娌之间的种种纠葛，让文人的活动有了一种平庸市民活动的交叉映衬，人性庸俗的色调生动地变幻出不同的层次。 第五章是全书的第二个波澜。方鸿渐等一行五人，从上海大都市进入内地乡镇，经宁波、鹰潭、吉安、界化陇、邵阳而到达湖南平成县境内的三闾大学，或乘舟或坐车，也步行也坐轿，绵延上千公里。在这个困难重重、充满苦恼和悬念的“流浪汉”式（有学者把《围城》目为“流浪汉”小说，大概被这一章的内容所打动）的旅行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几个层面的图画。 一是战争期间处在战争“边缘地带”的内地社会政治状况和社会底层人物的心态。诸如战争给社会带来的交通堵塞、信息阻隔；惶惑中逃难的人群、骄横粗鄙的受贿的军人、在夹缝中讨生活的妓女，以及战乱的种种谣传和混乱而肮脏的的市面等，这是一种有着惶急的调子和凝重而斑驳的色彩的战争受害国的图画，它让人想起许多描写国难的作品。 二是站在这一幅图画面前的这一群文化人。顺着时间和空间维度的逐步打开，李梅亭和顾尔谦等人的内心世界也逐步打开，作者进行的人格批判也在深入。 三是方鸿渐和孙柔嘉的感情在发展。或者说方鸿渐正在慢慢进入孙柔嘉的“鲨鱼的大嘴”，这一条线索的运动仿佛龙行云中，不露声色而绵绵不断，其中，又以朦胧夜半两人似乎“心有灵犀”的梦境描写而让人闻之有声扪之无形。 第六、第七和第八章是全文的高潮。大致说起来，这三章的故事基本发生在三闾大学，后来在香港发生的事也是逻辑地顺延。这个高潮部分以方鸿渐和孙柔嘉的婚姻关系发展为线索展开。 第六章写五人终于安全抵达三闾大学，接着是围绕工作问题的一系列的上下关系、师生关系、男女关系的纠缠和变动，有两个层面的人物活动较突出。一是这所战时后方大学的种种文化人登场表演，暴露出种种阴暗丑陋的心理和人格，如校长高松年的玩权弄术的手腕、系主任李梅亭的陈腐和卑俗、韩学愈的虚伪自私、陆子潇的虚荣、刘东方的幸灾乐祸；二是方鸿渐和孙柔嘉通过旅途“洗礼”已培养出“朦胧”的感情，在别人有意无意的敲打“催化”之下，在走进“围城”的路上，他们有了加速的表现。 第七章汪处厚出于私利为几位未婚的年青男女教师做媒，反让方鸿渐和孙柔嘉走到一起。汪处厚和汪太太以方鸿渐配刘东方之妹刘小姐，以赵辛楣配范懿，结果失败。并且，反让汪太太和赵辛楣有了产生和发展感情的机会，终于在高松年的掺和下闹出捉双的“丑事”，赵不得不离去。方鸿渐一方面与刘小姐愈分愈远，一方面与孙柔嘉愈靠愈近，孙柔嘉可谓顺水推舟，假戏真做，乱中紧逼，终于与方鸿渐订婚。与此同时，方也因为别人告密有“信共产主义”的思想问题而被三闾大学解聘。在这场爱情风波中，作者不时用侧面笔法闪烁其词地交代韩学愈买假博士文凭、李梅亭的寻花问柳和陆子潇的告密。新儒林真的是群丑毕见。
第八章从三闾大学而到桂林，从桂林而香港，方鸿渐、孙柔嘉终于在香港完婚，行程上空间不断切换，人生际遇上终于跨入婚姻“围城”，在这个可谓故事的高潮处，离场不久的赵辛楣出场促成了婚事，久不谋面的苏文纨也在空中走私忙碌之际，与方鸿渐、孙柔嘉不期而遇并且将二人扎实奚落了一顿。至此，几个方面的恩怨情感头绪有了一个总结，“围城”里的新好男女也准备着冲出“围城”。
第九章是全书的结局。方鸿渐夫妇到上海，孙柔嘉在姑妈任人事科科长的大纱厂做事，工资比在小报馆工作的丈夫高出许多，孙家上下无不认为柔嘉嫁错了人，在生活中，方鸿渐的种种虚懦和平庸表现得越来越充分，就像孙柔嘉的缺点表现的那样，两人的矛盾日益激化，柔嘉姑妈的撑腰鼓舞了侄女的勇气，两口子吵架于是越吵越凶，终于发展到讲绝情的话，推搡，掷象牙梳子动粗。终于，孙柔嘉到姑妈家去了，“围城”中仅留下孤鸟一般的方鸿渐和那只讽刺和感伤人生的祖传的老钟。 三．“围城”意象的象征意义 小说以“围城”为题，“围城”——被围困的城堡，是一个文学的意象，一个生动的象征，分析 | 
发表于 2006-3-23 13: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