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名道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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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生以为姓” 　　“木之始为氏”　　“名者声也，字者形也” 　　谁都有姓名，谁都希望自己的名字能深深铭刻在别人的心中。然而，又有谁真正仔细考究过时时要使、处处得用的姓名的含义呢？ 　　本文力图从姓名与历史、文化、社会、民俗、语言、法律、宗教等学科的纵横交叉关系入手，以史实、轶闻作导引，分28个专题研究姓名学这一方兴未艾的新学科所包容的知识和趣味，纵横今，说名道姓，一册在手，可博闻广识，受益非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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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人说起姓和氏，往往混为一谈。事实上，从姓氏的本意来看，二者的初义大相径庭。 姓字的古体为“”，意思是人所生也，因生而为姓。在古代，姓生通用，《左传》有“蔡杀其大夫公孙姓”句，公孙姓其人常被写成公孙生。那时，姓还有生子之意，《释名》曰：“女生曰姓，谓子也。”春秋时鲁国大夫叔孙豹曾遇一妇女送他一只野鸡，叔孙豹问其姓，妇人说“我的儿子已长大成人，能捕获野鸡，而且很听我的话。” 姓的最终确义是由许慎定下来的。许慎定姓之篆体为“”，释义为“姓，人所生也。因生以为姓，从女生。” 氏，古代汉简引石经中写作“”，中间一横象征地，弯曲伸延于地下的笔划象征根须，出于地头的笔划则如抽生的嫩叶。可见氏字的字源本意是指木本，即植物的根。 上古三代，有姓有氏，二者产生的时间和条件各不相同。姓的起源可追溯到人类原始社会的母系氏族制时期。其时若干氏族公社组成一个原始部落，部落内各氏族有其独立性，相互间又有密切的联姻关系，姓作为识别区分氏族的特定符号标志，“别其种族，分其类，使相从”（孔颖达语）。由于当时是母权制社会，因此最初的姓多从女旁。 古姓来源有二：一是根据女性始祖受孕的原因而得姓。如契母简狄因吞燕卵而生契，古商人姓子（卵）；后稷母姜源因踩熊迹而生后稷，故周人姓姬，这已经有点图腾化姓的端睨了。二是根据女性始祖生育时的地点而得姓。《说文解字》载：“姚，虞舜居姚虚，因此为姓。”“姜，神农居姜水，因以为姓”。其它如妊、姒、妫等姓皆孕含“统其祖考之所自出”之内涵。 氏的源起步姓之后，目的是“别其子孙所自分。”母系氏族后期，随着人口的繁衍发展，越来越庞大的氏族不得不分出一个个小支派，远程跋涉，重觅家园，从而衍生出新的氏族，这些新氏族一般都拥有自己的姓，但新的分化又使他们有了拥有一个区分新氏族的名号的必要。氏，便应时而生了。 出产氏的途径多种多样，但最先涌现的无疑是那些祖先的图腾崇拜物。《史记》有文曰： “轩辕乃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教熊罴貔貅豹虎，以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文中皇帝所率的“熊、罴”等猛兽，即所谓“六兽之师”，实则是以这六兽为图腾的六个氏族。后来，这些氏族又将它们用作区别其它氏族的标帜——氏。若放宽一点标准，象钻木取火的燧人氏、构木为巢的有巢氏、发明了马拉车的轩辕氏等上古先人亦应归属此列。 图腾以外，在姓氏融合以前，氏的来源还有以下几种： 一是以封地名和国名为氏。 夏商周三代，封侯赐地成为君主奖赏臣下和子孙的主要手段，大大小小的诸候国遍布九州，这些国名便成为其国子孙后代的氏。如周文王第三子管叔鲜封于管国，周武王次子唐叔虞封于晋国，即以国为氏，管叔鲜和唐叔虞分别成了管、晋二氏的开氏始祖。夏商时期，以国为氏者有杜、雷、顾、阮、韦等姓，周朝就更多了，我们熟知的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如齐，鲁、宋、邓、韩、赵、吴、陈、蔡、卫等国家，今天都成了大姓。 诸侯国封赐给自己和卿、大夫作为世禄的田邑名，也陆续演化为氏，如刘、冯、卢、崔、范、商、邯郸等皆为以采邑为氏。周代讲究公、候、伯、子、男五爵之分封方式，与之相应的则为国、邑、关、乡、亭五等封地。关、乡、亭之名也象国、邑一样，被受封者和其子孙取以为氏。象苏、毛、温、尹等是以关名为氏；阎、陆、裴、郝等是以乡名为氏；欧阳等则是以亭名为氏。 二、以居住地为氏。 没有资格分封土地的，多以所居之地为氏。郑国大夫居住在西门，其子民便多以西门为氏；齐国公族大夫分别住在东郭、西郭、南郭，北郭，这四郭也成了姓氏；姜太公的支庶居在营邱，便姓了邱。 以居住地为氏的，复姓颇多，一般都带有“门”、 “里”、“闾”等字眼，表示不同环境的居住地点。 三、以先辈的名或字为氏。 出自此条的姓氏很多，据统计有五、六百个，其中复姓近二百个。据周制，诸侯国国君的儿子称公子，孙子称公孙，玄孙不能再称公孙，应以其祖父的字为氏。如：邓穆公一一公子（字子驷）——公孙夏一一驷带、驷乞。 若祖父无字，则以其名为氏，如：鲁孝公一一公子展——公孙夷伯一一展无骇、展禽。 再如周平王的庶子字林开，其后以林氏传世；齐文公之子公子高，其孙高溪乃以祖父的名为氏。 四、以次第排行为氏。 同姓家族喜以兄弟排行取氏，老大称伯或盂、老二称仲、老三称叔、老四称季等。兄弟辈的后裔多以伯、仲、 叔、季、孟为姓氏。鲁庄公之弟庆父，排行老二，本为仲氏，因他有君之罪，后便改姓孟，或姓孟孙。其弟叔牙，为虎作伥，后饮毒自杀，其后人被立为叔氏，又名叔孙氏。 以次、族排行为氏者，有别先后的，如丁氏、癸氏，有别上下的，如祖氏、祢氏；有别嫡庶的，如上所述之仲氏、仲孙氏、季氏、季孙氏等等，不一而足。 五、以官职、爵位为氏。 西周设掌管土地、军政、工程、官吏、刑狱的司徒、司马、司空、司土、司寇五官，均被后代取以为氏。 笔者之钱姓，出自彭祖的后裔孚周。孚周当时任钱府上士，相当于现在的国家银行行长，其后代便以钱为氏了。另管粮官的后代姓粟，管马者子孙姓牧师，还有军、仓、监、谏等氏，皆出于官名。 以爵位名为氏者有皇、王、公、候、霸等。 六、以技艺为氏。 晋国屠蒯，杀牛宰羊，技艺高超，其后乃以屠为氏；用筮占卜的商王某大臣，奉祀天地鬼神，为人祈福禳灾，后便以巫为氏。其它诸如陶、甄、匠、优、卜等氏旨出于技艺。 氏的来源渠道很多，除以上六种外，还有以事为氏，以谥为氏，因赐姓、避讳改氏等等。概言之，正如《通鉴·外纪》所云：“姓者，统其祖考之所自出；氏者，别其子孙之所自分。”姓是源于同一女性始祖的族属共同所有的符号标志；氏则是源于同一父性始祖的各支系的开氏始祖的符号标志。 姓与氏的不同，夏、商、周三代最为明显。郑樵所撰《通志氏族略》云：“三代之前，姓氏分而为二，男子称氏，妇人称姓。氏所以别贵贱，贵者有氏，贱者有名无氏，今南方诸蛮，此道犹存。所以别婚姻，故有同姓、异姓、庶姓之别。氏同姓不同者，婚姻可通；姓同氏不同者，婚姻不可通。” 姓和氏意义不同，作用亦相异。姓用于“别婚姻”，氏则用于“明贵贱”，后面将有关于姓名贵贱论和姓名与法律方面的专章，在此不赘。 姓和氏混为一谈，始于汉代。顾炎武曾在《日知录》中讲：“姓氏之称，自太史公始混而为一。《本记》于秦始皇则曰‘姓赵氏’，于汉高祖则曰‘姓刘氏’，是也。”太史公者，司马迁也。自秦始皇一统天下，西周旧的氏族及姓氏制度被清洗殆尽，姓和氏开始合二为一。经过秦末大乱，社会进入西汉，姓氏完全融为一体了。姓氏合称，仍取姓之义，表明个人所生家族的符号，并且自天子到庶民人人皆有姓氏，姓氏的使用和发展亦即真正步入正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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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省西北部的兰坪县，生活着一支真正的“少数”民族——普米族。 每年的七月初五清晨，常有一些普米族的青年妇女一手抱着自己的孩子，一手拿着一根木棒，隐藏在路边或桥下，等候第一位路过的老年人或成年男女，乘其不备，突然跃出，一棍打在来人身上。 有趣的是，打人者面无愧色；被打者尽管受了惊吓，却不发怒，反而笑逐颜开，乐不可支。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普米族人认为，孩子出生之初，往往年幼无知，体弱易病。因此，非要起个汉名禳祸去灾不可。他们的“起名”仪式选在七月初五这一天，到了这一天，孩子的母亲大清早就领着孩子躲在村口，路边，桥下。 遇到过路者，打完之后，孩子的母亲马上要说：你不管孩子了吗？为什么不给孩子起个名字？ 挨打的人无论是谁，遇到这种场面，都必须给孩子起个吉祥的名字。否则无论如何是脱不了身的。所以，在每年的七月初五这一天，不是有一定学问的人是不敢擅自早起独行的。不过，若是《围城》中的方老先生寓居于此，肯定头一天的晚上就睡不着了。 这便是普米族人的打人索名仪式。 隆重的命名仪式，在今天，除部分少数民族和封闭落后、古风犹存的地区外，是一种并不多见的正在绝迹消亡的旧习俗。但作为姓名学的一个重要方面，仍有一定研究价值。 命名仪式，古今中外皆有之。 一、 汉人的命名仪式 自古以来，人们把名字看得极为神秘。认为人名是与国人的肉体、灵魂紧紧相连的。因此，古人相信，在一切祝福和诅咒中，名字是关键。一个人的名字跟他的人或灵魂是神秘地联系在一起的，一定要小心保护。 既然名字是如此的重要，于是在立名之初，人们都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慎而又慎地取个佳名。这同今天人们举行婚礼、剪彩等仪式是一个道理。 我国古代，只有王侯将相和达官贵人以及名门望族才拥有姓名。因此，也只有这些社会的上层才有人力物力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如王子出世，要举行“卜名”仪式，吹律定名。《大戴礼记保傅》载曰：太子生而泣，太师吹铜曰：声中某律。太宰曰：兹味上某。然后卜名。 这说的是太子一生出来就哭个不停，这时候站在一旁的太师就取出铜乐器来吹，并要吹出与太子哭声相和谐的某个音律，太宰听后认为行了，才开始利用声音中动听的旋律来卜定太子的名字。大概古人的名字多是用来叫唤的，所以须得音部洪亮，叫起来朗朗上口，于是根据声音来定名。而对于名字的字形和字义，反不去认真了。 自上古至春秋战国时代，汉人的命名特别讲究仪式。但仪式只有“卜名”一种，那时的人还未尝到高科技发展的滋味，不敢与天斗、与地斗，消极地适应自然，命名仪式即是一个例证。卜名方法又以灼龟兆和为先。如伟大的诗人屈原在其代表作《离骚》的开篇之首，就由其嫡裔、生辰说到自己的名和字。诗云： “帝高阳之苗裔后，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皇榄揆余初度兮，肇赐余以嘉名。名余曰正则兮，字余曰灵均。份吾既有此善分，又重之以修能。” 诗人在诗中述说自己乃颛顼的后代，在寅年寅月寅日这个很吉利的日子里降世。他父亲在他初生的那天，灼龟卜兆，“肇”得嘉名。肇和兆古代通用。其名字乃得于卦兆。 诗人在《九歌》的“离世篇”中又道： “兆出名曰正则兮，卦发字曰灵均。” 这两句说得更明显了。将兆卦名字的事记在诗中，可见当时人们对卜名仪式的看重。 用占卜之法产生名字，灼龟观兆之后，又有他法。如茶圣陆羽，其姓、名均由占卜取得的。相传他是一个不知来历的私生子，漂流水滨，为竟陵的智积禅师所得，育为弟子。长大以后，陆羽耻于自己削发为僧的一段经历，即搬来易经，卜筮求名，得“蹇”之“渐”云：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便以陆为姓，而名羽字子仪了。后来，钱钟书先生又把“鸿渐”之名，送给了大作《围城》的主人翁了。 汉族人名字有一个独特点，即不仅有名还要有字，名与字相辅相成。这种现象能从二千多年前的《礼记》中找到根据。《礼记》有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冠而字是周道之一。“始生三月而加名”，说的是孩子出生三个月后要给他取个名，在命名的同时，为婴儿剪发，男角女髻，父亲执婴儿右手，咳而名之。取名之后，男子二十冠字，女子许嫁笄而字。据研究，古代贵族男子20岁时要在宗庙举行隆重的冠礼，为其取字乃冠礼的重要内容之一。“年二十有为父之道”，冠礼是获得人生意义的重大典礼。在这仪式上获得成人后的第二个名字“字”，也象征着烦恼人生的开始。 卜名、冠字乃古风，随着历史的发展，朝代的更换，渐渐不为后世所重。不过，摒弃了大一统的命名命字仪式，各个文化、风尚相对接近的地区则又滋生了一些新的命名仪式，这在汉族人名系统里，主要反映在江南即吴越一带。抓周，上篮秤，寄名，偷名，撞名等等命名仪，无一不出江南水乡。 抓周，又叫试儿。孩子周岁那天，在孩子面前陈列各种玩具及生活用品，任共选择，抓到者被以为可以预测孩子一生的性情和志趣。如抓到铜钱，则预示孩子将来能赚大钱；若是抓着毛笔不放，则预示孩子以后定能文彩横溢，才高八斗。当然，男孩若一伸手就抓着一把花下放，周围的人则会讥笑他长大后是“花杆”一个。如《红楼梦》中的贾府二公子贾宝玉，抓周时“伸手只把些脂粉钗环抓来，政老爹便大怒了，说：将来洒色之徒耳！因此便大不喜悦。”贾宝玉后来果然终日混在姑娘堆中，还常以吃胭脂为乐呢。 关于抓周，北齐颜之推《颜氏家训风操》有段叙述：“江南习俗，儿生一期，为制新衣，舆洁装饰。男则用弓矢纸笔，女则用刀尺针镂并加饮食之物及珍宝、服玩，置之儿前，观其发意所取，以验贪廉愚智，名之为试儿。” 抓周除了用以“预测”孩子未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使命便是命名。抓周命名不仅在汉族流行，而且不少少数民族也起而效之。其仪式如前所述，若抓着一张弓箭，可为儿取名长弓、劲矢之类与弓箭有关的名字。若是抓着一本书，则多以钟书、习书等为名。如文学大家钱钟书先生，其名即得于抓周。 上篮秤的习俗亦源于江南。婴儿出生之初，将包装好的婴儿加上称心如意的吉祥物一起用秤来称，称出几斤即以几斤来命名。吉祥物由婴儿的父母亲来定夺，有加父亲的靴子，母亲的头发的，以期孩子将来为官一方或发财致富；有加书籍、铜锁的，希望孩子有才有德，富贵长寿。吉祥物不宜过重，但称出的婴儿体重愈高愈好。鲁迅小说中有个“九斤老太太”，最喜欢说的一句话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原因是他有个叫七斤的孙子，后来孙子的女儿又只有六斤。 在江苏吴县，至今仍残存小儿寄名神佛的旧俗。采取这种命名仪式的大多是富贵之家，因为富人家的孩子多从小娇生惯养，且身体柔弱，不堪疾病。为父者为保佑孩子身强力壮，康乐怡年，就叫内人用红布缝成一个口袋，把孩子出生的年月日辰写好，装在袋中，是为“过寄袋”。袋子缝好之后，至寺庙之中，烧香礼拜，磕头请安，然后请寺中僧人给小孩取个名字。若是袋的神佛姓金，便名小孩曰“金生”，“金寿”之类，孩子来庙中烧香，对着挂袋的神佛喊“寄爷”。 寄名形式结束后，每年旧历年终，寺中僧人都要检视一遍挂在各位佛爷身上的“过寄袋”，记住名字地址，做些粗饭素菜，按图索骥，送到各位寄子家中，寄子必须以之为年夜饭，其父在千恩万谢的同时，还将塞些铜钱给僧人，这样的形式要走三年。孩子长大完婚以后，还要办好最后一道手续，即“拔袋”，由其本人到寺中将袋子取出来。至些，寄名神佛的“法事”才算终结。不过，名字却要保留一辈子。 偷名和撞名据说也是江南命名习俗。偷名其行，必须冒一定风险。旧人追求多子多福，谁家人丁兴旺，邻里亲威定然仰慕不已，景仰之余，不免亦作多口之思，那么怎样才能赶上别人的“人口密度”呢？偷名是为其法之一。孩子立名之初，请人到那位人丁兴旺的家中偷来一副筷子和饭碗，并给孩子取名“碗儿”或“筷儿”，偷名者便大功告成。凯旋而归时，孩子的母亲要怀抱小儿，站在门口接客。偷名者一见孩子，即张口叫曰，“筷儿！”或曰“碗儿”！孩子的母亲则要代不会说话的孩子答曰“哎！哎！”他们以为偷名之后，自此孩子可无疾无灾了。不过，此法可苦了那些多口之家，本来碗筷就不够用，如此张家来偷，李家来偷，多口之家的吃饭就成了问题。然而，此风一起人丁兴旺者偷不禁偷，到后来是否采取“收费偷名”之法，这就不得而知了。 撞名的仪式与打人索名有异曲同工之妙。孩子生下来后，先不急于取名，而是找阴阳先生择一黄道吉日，等日子一到，便举家出动，在大路之畔，提上果品食物，焚上香烛，点燃纸钱，尔后静立路边，等待行人。当第一个路过身边的人走过来时，大家捧着食品，一拥而上，请路人享之以食，并求其给孩子当干父母。过路人不得推辞，必须承认自己是干父或干母，并给孩子赐以自己的姓为姓、别取一个名字作名。据说有些流氓无产者常和阴阳先生串通一气，以便享受不要钱的食品，做一做不用担托养责任的干父干母。至于姓名则随便取一个，见花是花，见草是草，见了驴就叫驴儿。可见，大千世界，什么人都有。 对付无赖，撞名者又发明了一个“惹不起躲得起”的办法，那就是自己取名。其法类似于此，即“以三性香烛祷于路上，烧纸钱、抛饭食，以饱过往之恶鬼。”然后自己给儿女名曰“路养”“路娣”“路得”等等。此法一出，无赖们除了由“干父母”名换为“鬼名”外，享嗟来之食的口福却仍不为破除。 撞名也好，寄名也好，方式不同，目的却大同小异，无非是为了儿女平安度日，健康长大，不致遭受飞来横祸，徒添伤悲罢了。不过，这种做法除了在心理上得到一点慰籍外，于个人的将来到底能帮什么忙呢？唯物主义者知道了恐怕又该满脸讥笑了。 2．少数民族的命名仪式。 少数民族的命名仪式和汉族的不同。受文化开发早晚的影响，他们的仪式往往还停留在“名字拜物教”观念的阴影响中，命名仪式带有很原始的宗教色彩。另外，有些仪式不仅出现在史书上，即便是在社会发展了的今天，仍然纵横驰骋，风行不衰。 聚居在云南省景洪县基诺山的基诺族人除了本名外，孩提时代还有“定魂名”。其命名仪式颇有韵味：孩子出生9天后，父母要杀一对红色的鸡，宴请亲朋及乡村长老。然后在孩子的帽子上结一个红绒结，以求吉祥如意，再由主持“阿桑姆”（即定魂）仪式的巫师取名。如巫师叫“不拉跑”，就以“不拉”作为孩子定魂名的开头读音。如不拉昨，不拉辛、不拉者等。不过，定魂名仅限于男孩子使用，而且不继续传下去，只是作为得到社会承认的象征性名字。 纳西族人主要居住在丽江地区和永宁地区。丽江地区的纳西人在孩子满月时举行家宴，并在此时集思广益，为婴儿取名。而永宁地区的纳西族支子摩梭人对命名比前者看重得多。他们在婴儿降生当天或第二天，就要请达巴或刺嘛为孩子举行降重的命名仪式。先将鸡肉、猪肉、饭团等供于灶神前祭祖先，然后进行占卜，根据母亲的年龄、属相以及孩子出生的年、月、日、时，推算出属于八卦上的哪个方位，就把与孩子方位一致的神佛名字挂上一两个字，作为孩子的名字，以祈求神佛保佑。 哈尼族人起乳名仪式最为独特有趣。生下婴儿后，婆婆要在庭院里烧起一堆大火，将胎衣烧毁。烧过后的胎衣应盛入小竹筒中保存起来，与此同时，另有一位老者在屋内抱起婴儿，口祷祝福辞，并用食指在婴儿的脑门上轻轻点一下，同时说出自己心中想到的婴儿的乳名。 乳名的宣布也有仪式，那是在孩子生后的第三天早上。是时，婴儿的父亲要做一系列的准备工作。首先，他得做上许多拳头大小的糯米饭团，粘了舂烂了的老乳豆和一小条鸡翅膀肉，在篾桌上堆成塔形，如果小孩是男的，还要请一位男童，提一竹筒糯米，穿一身劳动服，扛一把小锄头；如果是女孩，则请一女童提一筒糯米饭，背一付蓑衣背架，持一把砍刀。一切准备就绪后，婴儿的父亲向大家宣布小子的乳名。若小孩叫“库伊莫”，是男性，穿劳动服的男童这时就得到主人院子外面锄地，表示婴儿长大后能耕田种地；若孩子是叫“楚角”的女孩，背蓑衣背架的女孩则要在婴儿的母女面前将手中的砍刀晃三下，表示女儿长大后会砍柴做饭什么的。 生活在云南哀牢山和天量山地区的百万哈尼族同胞，就是这样为下一代取乳名的。 少数民族中亦有奉行简单易行而又风趣别致的命名仪式的。生活在我中西南部的隆族人就是一个代表。孩子出生当天，其父出门为子寻名，遇到的第一件物事就是小孩的名字，这样做据说主要是用于区别同姓名。如一位姓盘的瑶胞生了第三个女儿，一般取名盘三妹。为了区别其他的盘三妹，他得出门去找名，若一出门便看到一只燕子，孩子便叫燕子三妹。如遇到有人赶羊上山，就叫羊三妹。不知有没有碰上挑马桶的。若有，叫个马桶三妹可不文雅。据说，现在仍在世的一位瑶胞名叫房买德石头一公，“石头”之名就是他的父亲出门时第一眼见到的一块石头给取的。 3、外国朋友的命名仪式 提起国外命名仪式，人们恐怕最先要想到“教名”和“法名”了。因为宗教在国外往往具有高于政治权力之上的法力，其影响力几乎波及每一个家庭的每一个成员的每一件大事。给婴儿取名，无疑要涂上宗教的色彩了。 在西方，教名又叫洗礼名，是教堂神职人员在为孩子洗礼时取的名。而在亚洲，教名则是由婆罗门给取的。不论东方、西方，对教名的取定仪式都很隆重。如在尼泊尔，孩子的命名要由婆罗门举行仪式，按照印度教典籍进行各种法事，反复念育诵有关经文，最后才确定一个正式的名字即教名。柬埔塞人为取一个法号，一般都得出家修行三个月以上。法号获得后，连自己的父母都不准称呼俗名，而必须尊称法号。 命名仪式各国有各国的风味。象尼泊尔，89%的是印度教徒，其命名仪式无疑要受印度教的主宰。在那里，小孩的命名仪式一般是在“不洁期”结束，即出生后的第11天举行。仪式的规模大小和隆重程度，因个人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而定，但不论贫富，都有仪式，所谓“鱼有鱼路，虾有虾路”。如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出生在1945年12月28日，其命名仪式按规定于1946年元月进行。命名那天，宾客云集，全国所有著名的婆罗门都被请到王宫，在一个预定的时辰，婆罗们们要聚在一个经过精心布置的天井里，仔细推算出比兰德拉出生的星座位置，然后按印度教典籍进行各种法事。他们反复念诵着有关经文，最后在庄严肃穆的气氛中宣布了一个“B”字，这意味着用“B”作头取名最为吉祥。于是为比兰德拉取了现今使用的这一佳名：Birendra（比兰德拉）。 一般人不可能像国王一样有钱有势，他们只请两三个甚至一个婆罗门到家里举行命名仪式。举行仪式时，要求那些非婚生子女的父亲一定要在场，因为没有父亲在场的非婚生子女将被列入不可接触者的行列。不知尼泊尔非婚生子女是否很多，否则，也不至于专门为此做个规定吧。 阿富汗人的命名仪式与尼泊尔大同小异，只不过是由毛拉或阿訇取代婆罗门罢了。但是阿富汗有些少数民族的命名仪式比较特别。如努里斯坦地区的一些部落，命名时要燃起火堆，全家围坐在火堆旁，由家中一员往火里扔麦粒，孩子的父亲则坐在一旁念着自己、父亲、祖父的名字，如果念到某个名字时正好有麦粒扔进火里，那么，这个名字便被命名为孩子的名了。 缅甸人也热衷于在婴儿出生一至四周内，选择一个吉日为孩子举行命名仪式。仪式一般由德高望重的人主持，并要迎请高僧。在念过有关经文以后，主持人讲些吉祥的话，用事先准备好的皂角水为婴儿洗头，应邀参加者也象征性地向婴儿头上抹些洗发液，随后为婴儿剃去胎发，穿上洁白的新衣，酒上香水。主持人再授予小孩一个合适的名字。此后，给面镜子让小孩自我欣赏一番，又抓些小刀、针、笔之类的东西让他去抓，以取兆头。最后还要让人把孩子抱着，叫他做两脚着地状，好似走路的样子，蹲上七次，表示希望他早日长大成人。 俄罗斯人以为水是生命的象征，因此婴儿落地，父母便抱着孩子并请来族人一同到水边去，由术士给婴儿沐浴，然后念经驱邪，为孩子预卜未来。之后，孩子的父母亲来选择先人或英雄的名字给孩子命名。十月革命胜利后，农村中的婴儿命名典礼在村苏维埃礼堂或俱乐部举行，主持人为苏维埃主席。城市则专门设有为新生婴儿举行命名仪式的“婴儿宫”。 在国外，无论亚洲还是欧洲，命名仪式往往掺杂有十分浓郁的宗教气氛。而在国内，无论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命名仪式的迷信色彩也挺茂盛。从根本上来讲，命名仪式本身就是一种带有封建色彩的旧俗。因此，随着科技的发展，文化的进步，这种仪式愈来愈被人们所摒弃。到目前为止，除了宗教的约束外，真正有其他意义的命名仪式已不多见，仅仅只是散见于穷乡僻壤。我想，将来的命名仪式终会随着宗教的消亡而最终倾入历史的废纸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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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有个纨绔子弟，斗大的字识不了一升，拿钱买了个县令做着。某日，县令要审案，书吏呈上名单，上书原告：郁工来；被告：齐卞丢；证人：新釜。 县官先点原告的名，但却错念成：“都上来”！于是三人齐跑出堂来。县令不由发怒说：“本官只叫原告，你门怎么都上来了？”书吏素知县令是有名的白字先生，忙凑近说：“原告名字，别有念法，叫郁工来，不叫都上来，”县官又点被告的名字，却误叫成“齐下去”，三个人又一齐走下。县令勃然大怒道：“我只叫被告一人，为啥你们都跑了？”书吏又为他打圆场说：“被告名，也别有念法，叫齐卞丢，不叫“齐下去。”县令火消了一些，问：“照你这么说，证人的名字又该念什么呢？”书吏说：“叫新釜。”县令听了，怒气全消，笑着说：“我就估摸着它必有其他念法。要不是你告诉我，我差点要叫他做‘亲爹’呢！” 这是一则关于读错姓名的笑话。本文所要讲的，是姓名读音方面的特殊性，里面将涉及到许多类似的笑料。 出于汉语音、形、义之间割舍不断的千丝万缕的联系，在阐述姓名读音方面的特殊性之前，有必要先说说汉语音、形、义的特点。 汉语在谱系上属汉藏语系。在语言系统上，是声调语类型；在词汇系统上，是词根语类型；在文字系统上，是表意字类型。具体说来，汉语的音、形、义都有其它语言所不具备的特点。如在语音上，元音占优势，又有声调、双声叠韵、儿化迭音、开齐合撮等变化，以及讲究双音节、四音节的对称匀合等，使得汉语音节分明、音色明亮、节律自如、优美动听。在文字上，具有表意文字体系特有的强烈的象征性和表意性。方块汉字的分合、重组也十分方便。在意义上，单音节语素的优势使汉语的语意组合格外灵活，加上使用中的语义互转、互补等等，使汉语语义在组合上带有强烈的意合特点和自由倾向。所有这些特点，在汉族人名系统中都得到了充分体现。 本章所要讲的，是基于汉语语音特点上的特殊性在姓名中的体现，至于由其基本特点而组合起来的汉名，因为有目共睹的原因，在此就不作多述了。 古代王子出生，有吹律定名的记载，其事虽玄，其理却还可以接受，即命名须寓音乐性，喊起来美妙动人。因为名最初是用来叫喊的，“名”从夕从口，晚上我看不见你，你见不着我，碰头时，要用嘴说出彼此的姓名，才知道谁是谁。因此，原始人重音韵贵于形义，书写是后来才有的事。如此，名字的音节须响亮明白才能让人听得清楚，古人命名，对这一现象很注意。 上古人重音韵不重形义，造成汉语人名系统的第一个特殊性，即上古姓名声音固定，字形义则不固定。只要同音便可假借，所以古人姓氏常常是一个人有几种写法，像伏羲也作庖牺、宓羲，伯益也作伯翳、后益，舜也作俊，纣也作受等等。 周世的命名，由于有周密的义法，本应是可以确定书写下来的。然而周人积习未改，同音仍可相假。大思想家杨朱，也作杨子居，孟轲字子舆，也作子车、子居。荀况人称荀卿，也作孙卿。古人重音不重形义的这一作法，直到秦汉以后，国家杜会典章制度更趋完善，个人权益与名字的关系日见密切，名字的音形义才趋于一致，日臻定型。 历史往往有惊人相似的一幕，而这相似往往是在“精华”部分的承袭。然而，也有那么一些人，却在历史的糟粕上面作文章，开展另一形式的复古运动。明末至清，名字的谐音假借又蔚然成风，这时的人们喜好取字的同音者为新字，或以为号，从同音异义中寻找新趣，抒发新的寄托，一个名字常常由同音而化出几个新名。这是一种违反语言常规的叛逆行径，许多治史者奋笔疾书，以为淆乱可厌，然而此风丝毫不减。《在园杂志》的作者写他的朋友符涵光，字符孟；张彪，字越千；王瑛，字策诠。此三公壮年时，名字都有蒸蒸向上的气概，但是后来，符孟不乐仕进，改字凫盟，乐与鸥、乌等鸟类为盟了；越千也心灰意懒，不求闻达，改字月阡，在月下的阡陌散散心也自足了；王瑛罢职闲游，改名婴，嗟叹为世网所缠绕。三公新字皆音同体别，另有一种奇托。 清人陈衍，字数伊，曾梦入山中，见佳石累累，于是童心大发，尽皆拎拾归家，以便赏玩。醒来，枕边方放着一部《元遗山集》，记起这几天正在赏研遗山诗，因更字“石遗”，以志当时的情趣。 明末以后，这样有意据谐音而做别字者不胜枚举。如明归庄，字玄恭，又作元躬、元公、园公、悬公，清钱观瀛，字子登，又字紫登；黄侃，号病禅，又号病蝉；周容，字茂三，又作茂山，号茂山等等，都是“别字”运动的“杰出代表”。 只讲音同，不讲形义，必定要闹笑话，尤其是那些没有文化之辈，以讹传讹，出笑话的机会就更多了。 清梁绍壬《两般秋雨随笔》记载了两个关于姓名音讹方面的笑话。一则讲的是甲乡祀神为关壮缪侯，乙乡祀神观音大士，两乡欲结盥，替两位神仙也扯成了亲属，说观音是关公的妹妹。某日关庙重新开光，观音庵备了丰厚的礼器往贺，并且写了幅这样的帖子：“云长二兄大人御宇重修之庆，妹观音娘娘裣衽拜。”观音娘娘变成了关姓女士，令人呼卢。 另一则讲的是张乡有杜拾遗庙，李乡有伍子胥庙，皆年久失修。乡人把杜拾遗传讹称为“杜十姨”，伍子胥讹传为“伍髭髹”。后来，两乡同时重修庙宇，再塑神像，张乡人把杜老先生塑成一个娇滴滴、粉嫩嫩的杜十姨；李乡人把过昭关须发全白的伍大将军，雕成短髯如戟身壮如牛的伍髭髹，后来，张、李二乡给两位神仙当红娘，杜十姨又变成伍髭髹夫人了，伍子胥被乡人这么一弄，成了杜甫的如意郎君，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如果说讲究音同而不重形义是姓名给汉语语言文字开了一个玩笑的话，那么，复音姓氏单音化则是语言文字回报姓名的一箭之仇了。 上古姓氏有许许多多为多字复音姓氏，出于读音流利和书写简便的需要，这些姓氏随着朝代的起始更迭，而逐渐被简化为单音。按照汉语本身的节律习惯，国人呼姓名常用两个字或三个字，偶尔也有四个字，若是五个字就显得有点佶屈聱牙，读起来颇不顺当，结结巴巴，也不便记忆。于是从古以来，一字姓、二字名的形式始终占主导地位，凡是碍于读音流利顺畅的复音姓氏，均遭人们的淘汰。汉字复姓一般由二字省写为一字，如闻人之为闻、马服之为马、宗伯之为宗、钟离之为钟等，少数民族的复音姓氏的简化，或取原姓译音中的一个字为新姓，如那娄之为娄、吐否浑之为浑、宿六斤之为宿；或借用与原译音中某个读音相近或意义相同的汉姓，如独孤浑之为杜、屋引之为房、辗迟之为展，或借用与原姓含意相同的汉字，如爱新觉罗之为金等等。 随着时间的推移，复音姓氏单音化的工作己近尾声，复姓从东汉的约占三分之一到北宋的约占十分之一，到1981年出版的《新编百家姓》里，连一个三字姓都没有了。 语言报人名这一仇真可谓快刀斩乱麻，干脆利落之至。 上面说的讲究音同而不注重形义有历史的缘故，也有哗众起哄的群众闹事，并多为明知故犯或不以为意。下面要说说汉语一字多音而造成关于姓名音讹方面的错杂。 有这么个笑话：一位姓乐名乐乐的书生考上了状元。这天皇帝坐早朝，要接见新科状元，就叫太监喊乐上来朝见。太监传旨道：“乐乐乐（le）上殿，”过了片刻，下面没有动静。太监想到乐还可读yue,于是又传旨道：“乐乐乐（yue）上殿”，还是没人上来。旁边一位老太监自恃学识渊博，小声说：“乐要念yao”，太监恍然大悟，忙又改口叫道：“乐乐乐（yao）上殿，但仍然不见人上来。皇帝龙颜不悦，道：“这是怎么回事？”主考官忍不住笑着说：“新科状元的姓名要读yue le yao”。太监赶紧照此传旨，语音刚落，新科状元就乐颠颠地跑了上来。 这则笑话告诉我们，有的汉字一字多音，识别姓名时要倍加小心，否则就容易闹笑话。 据说，有一位姓“不”的先生到邮局取汇款，邮递员叫“不（bu）某某，你的汇款。”不在姓氏中应读biao，于是这位不先生只得说：“我姓biao，不姓bu。”邮递员莫名其妙，以为别人写错了，不由分说，就把汇款单又退回去了。 在读音方面，由于古今语音的演变和不同方言区的差异，许多汉字在读者方面歧异颇大，随着语言的发展，虽逐渐统一起来，但由于人们不愿苟且自己的姓氏，不少音变现象在姓名中得以保留。另外，不少人在取名时别出心裁，给予姓名以超出语言规范的约定俗成的读音，尽管它违背了常识，但我们仍不得不遵守这种变形的读法，否则一是其人不予理会，还有可能给人留下见识短浅的话柄。 像姓氏方面，谌读shen不读chen，盖读gqi、ge都行，宓为mi、fu两读，单为shan、dan两读，解为jie、xie、hai、sai四读音，我们不应因姓氏读音方面知识的欠缺而遭人耻笑。 至于人名的读音，由于人数众多，就更不易一一掌握了，这需要我们常做细心人，见一个，记一个，吸收并消化一个，再多的怪音名也能顺口说出了。下面说几个著名人物名字的异读情况。 范蠡——范礼，扁鹊——变鹊，墨翟——墨笛，李悝——李规，景差——景嗟，郦食其——丽忆鸡，华佗——话佗，李阳冰一李阳凝，曹大家——曹太姑，傅说一傅岳，伍员——伍云等。 关于姓名异读还有一个较特别的现象，即外国人的译名，由于方言和其他因素的影响，外国人的译名常有不同，如好莱坞影星shirley temple上海人译为秀兰·邓波儿，广州人则译为莎梨·谭宝，戈尔巴乔夫有译为戈巴契夫的，里根有译为雷根的，大、小仲马有译为迪马的，这在二、三十年代外国人各类著作初次大量译为汉文时分歧最大。可喜的是，由于普通话的推广，这种分歧有了一定的弥合。 国外姓名受中国影响最大的是日本，日本人名形式有个突出特点，即可以借用汉字作为人名，在文字形式上，日本人名几乎同汉字没太大的区别，但其读音却与我们大大的不同。如川端康成这个名字，按日本音读，有两种读法，阔奥赛伊或呀斯那里。在日本还有着这样的现象：两个人名字的汉字形体完全相同，读音却有明显差异，如清水顺，一个读作克哟米姿·欧萨姆，另一个却读作克哟米姿·斯那欧，以至日本人见了面都怕念不准对方的名字，而往往事先询问其姓名的读法和写法。这是一种独特的人名现象，也是一种可贵的语言现象，值得借鉴。 由于姓名的一音多读容易引起误会，我们在取名时一定要注意在这方面把好关，宜用单音字，忌用多音字，象“朝”、“长”、“干”、“行”之类的多音字，最好不取以为名，以免被人读错，自找不必要的麻烦。前国家足球队著名运动员容志行，姓名本由“志在必行”而来，当读xing，但因这是个多音字，常被人们称为“容志hang”，以至他本人不得不多次在公共场合声明更正。流行歌星张行，也遇到了不少类似容志行一样的麻烦。著名人物如此，我们一般人物就更应慎重取名了。 此外，谐音在用作人名时，也要引起注意，不少人喜欢在名字中追求某种谐音来表示一定的意义，如果谐得和谐，当然不错，如李翔，谐音理想，钱坤谐音乾坤。但如果名字恰巧同某种不宜做人名的事物谐音，或谐音后含有贬义，就应改换他名。如于刚谐音“鱼缸”，樊婉谐音“饭碗”，崔梭谐音“厕所”，吴西谐音“无锡”，都不算好名字。鲁迅最初字豫山，因常被人谐为“雨伞”，便果断改字“豫才”。我有个同学本来叫杨伟，原是个好名，但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治疗“阳痿”、“早泄”的广告铺天盖地，来势汹涌，杨伟顶不住世人有意无意的嘲讽，只得在名字后面加了个力字，改名了事。取名用谐，还应注意方言和普通话的不同。据报载，前不久某人替别人取名“裕贵”，含义不错，但同“单”姓联起来，在当地方言中正是“痰盂罐”的谐音。据说，这个小有名气的取名者表示栽在这个名字上了，对此抱憾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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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这段前，先让我们一起来重温《镜花缘》第八十六回中这么一段故事： 紫芸道：“都已饮了，说笑话罢。设或是个老的，罚你一杯。”玉儿道：“就从我的姓上说罢。有一家姓王，兄弟八个，求人替起名字，并求替起绰号，所有名字，都要形象不离姓。一日，有替他们起道： 第一个名唤王主，绰号叫做硬出头的王大。 第二个名唤王玉，绰号叫做偷酒壶的王二。 第三个名唤王三，绰号叫做没良心的王三。 第四个名唤王丰，绰号叫做扛铁枪的王四。 第五个名唤王五，绰号叫做硬拐弯的王五。 第六个名唤玉壬，绰号叫做歪脑袋的王六。 第七个名唤王毛，绰号叫做弯尾巴的王七。 第八个名唤王全，绰号叫做做不成的王八。 一个王字化成八个绰号：“主”为硬出头，“玉”为偷酒壶，“三”为没良心，“丰”为扛铁枪，“五”为硬拐弯，“壬”为歪脑袋，“毛”为弯尾巴，“全”为不成八。字形变化奇诡，讽刺淋漓痛快，是为汉语人名系统才有的特征和优势。 在文字形体上，汉字90%以上是合体字，汉族姓名便充分利用汉字形体变化自如的特点，或分合，或增损，或变形，或重构，充分地展示了汉姓名变化无穷的魅力，为中国语言文字的宝库提供了一份宝贵财产。 本文不花笔墨去渲染汉名以这些特点为据，而在其自身上施展的情况，志在讲述姓名形体的特殊性，即这些普遍特点之外的东西，然而这些“性”外之物，又或多或少地带有这些共有的特点。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的第一特殊点是用偏僻字。名字向偏僻处发展，目的在于避免雷同。在这方面，武则天父女又是出头鸟，武氏其父名武士彟，彟，乃约的异体字，如干脆写成约，又恐过于通俗，不足以显示其文明程度之高。有其父必有其女，武后的命名亦嗜偏僻，不仅要偏，还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于是干脆据自己的原名结合诗句“日月当空照”造了一个字“瞾”，用以作为自己的名字。武氏其名最后为人所知，并非是用字僻，而是她本人是有名的女皇，人们不得不作为常识去寻经问典，查而记之。 象武后这种造生字以为名的现象，并非绝无仅有。 姓名用字太僻，不会有啥好处，除非你是名人，人家非认识你不可，才去认真考究，否则，就会不管三七二十一，连哄带骗地蒙混过关，不尊重你的，甚至不屑去理你，见了你绕道走。取字冷僻，至少犯了两个错误，其一，违反了语言规范，其二，自己要选择来做人格符号的都令人写不出，呼不来，记不住，是自己跟自己过不去，还给别人留下不良印象。 这里再说几个僻名被人念错闹笑话的例子，以作例证。如夏丏尊，陈宧，被不少人念成了夏丐尊、陈宦。丏，音勉，是眼睛看不见的意思，夏翁取此为名，可没有让人把他当成叫化子的打算的；宧者，同颐，养也，并非宦宫的宦字。这种例子不限于今人，亦有不少此类笑话，哪怕你是几千年前的老前辈，只要你的名字超出了我的常识，我就要歪呼邪喊，反正你不能从土中爬起来打我的板子。有句笑话叫“三国读到死，认不得李催郭杞”，是为讥市并把李髉（亻旁）念成李催，郭汜念成郭杞也。清嘉庆皇帝不认得祁字，每次都把翰林祁隽藻呼为初隽藻，祁翰林明知念错，也不敢斗胆解释，左右的人也不敢当面更正，只得沿用圣上的称呼，后来祁拜相，祁相无形中被人改为初相，这虽则是对封建皇帝天纵圣明的一大讽刺，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僻名怪性之风不可取。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的第二个特别点是字体的变形和书写方式上的简省，这也是与正常文字背道而驰的两种现象。姓名书写字体的变形主要源于避讳。避讳的情况在后文有交待，这里不说，单讲避讳引起的字形变化。一是正常的名字被其他同形或似形、音似的字所代替，《史记》中凡有“谈”字的地方都被改为“同”字，苏轼为人作序，写“叙”而不书“序”，乃因司马迁父亲名谈，苏父名序。太平天国时期，曾颁发《天朝钦定敬避字样》，为避上帝和幼王洪天贵福讳，上海被写成“尚海”，桂福省被写成了“桂福（衣足旁）省”——又诞生了一个别字。 二是正常的字被其它字所代替。如汉景帝姓刘名启，《史记》在行文时即用某代启；宋文帝名义隆，《宋书》在行文时即用讳代义隆。 三是以空字或缺笔来书写本应出现的讳字。沈约修《宋书》时，把刘裕写作刘“口“，用符号”口“代替南朝宋武帝之名“裕”。 姓名书写方式的简省写法是姓名屈于修辞的需要，削足适履的一种记载方式，这种省写名称只在书写或称谓上偶一为之，离开了那种特定的书写和称谓环境，大家又写原名了。 姓名的省略，春秋之世已成习惯，自元朝以下骈体诗文流行，为求对偶，不惜剪裁，人物的姓名往往都人为地削头去尾，仅留一、二字以代。 翻阅古书，这种姓名的省略俯拾皆是，如李商隐有诗句：“玉桃偷得怜方朔”，杨雄文《法言》：“或问屈原相如之赋，子曰：原也过以浮，如也过以虚。”白居易诗：“凭君一咏问周师”等句，文中人名，皆为省写。方朔者，东方朔也；原者，屈原也；如者，司马相如也；周师者，白届易自注曰：“周师范也。” 古人文章，姓名三字常缩作二字，二名之字省称一字，如孙弘，方朔，马迁，杨意，班婕，葛亮，刘牢，鲍，舒，重等，或以就对偶：“诗赋遗词安字，自有其例”，或以表敬意“言徵不言在。” 杨树达在《汉文文言修辞学》第十八章《省略》中，对姓名省称现象条理化地加以分析，兹引用于下： 一、姓省称。如百里奚称“百”，诸葛亮称“葛亮”，司马光称“马光”，东方朔称“方朔”。 二、名省称。如晋重耳称晋重，展舆称展，息姑称息，蔺相如称相，申包胥称申包，郦食其称郦其。 三、字省称。如王莽字巨君，单称巨，杨雄字子云，称杨云，陶潜字渊明，称陶渊。 四、姓字连省称。如司马长卿称马卿。五、官省称。如班婕妤称班婕。 六、谥省称。如秦惠文王称惠王，汉诸葛忠武侯称武候，昭襄王称昭王。 七、译名省称。如呼韩单于称呼韩。 姓名的省略亦是利弊并存，其弊常造成姓名的讹误与纠纷。如“春明门”的门额上书有“眷明之门”字样，而门外路旁有一墓碑，上题：“汉太子太傅萧望之墓”。有一达官贵人巡游至此，见后指点说：春明门额正方，故加之与陪衬，此墓碑直书长行，只合题萧望墓，又何必用之字呢。其实，达官有所不知，萧公姓萧名望之，非萧望也。另有萧方等误为萧方，卢鸿一误为卢鸿的，非诸公有意省写姓名，实不知其名之所以然也，这些都不能计入省称之列，只好打进“误省“之行了。 姓名用字在字形上第三个独特点，主要表现在姓氏方面，由于寻根意识影响，人们对属于自己的姓氏持保守态度，不大愿意理会现行的文字方式。50年代，国务院正式公布《汉字简化方案》，但许多人不愿丢弃旧姓，而袭用了应被简化的姓氏，以致不少被简化的繁体字作为姓氏依然存在，如雲/云，郁/鬱，阎/闫，於/ 于等，如今仍是两种并存，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其姓於字应简为于字，可她的姓名却一直是用“於梨华”三字。 关于姓名用字字形的独特性，最后再说说名字与字体的变化。 姓名作为人的代号，有着不同于其他文字的特殊作用，这就决定了有人利用姓名字形的变化，或增笔减笔，或行书草书，另作图谋。这方面也有不少各遂所愿的故事。 最大的事件莫过于清朝雍正皇帝胤禛。从名字上增笔舞弊而取得皇位的。康熙皇帝临终前立下遗诏，决定传位给“十四阿哥胤祯”，四阿哥胤禛的宠臣鄂尔泰、张廷玉为了给他谋取皇位，在遗诏“十”字上面加一横一勾，又改祯字为 字，于是遗诏变成了传位“于四阿哥胤禛”，四阿哥轻而易举地窃取了皇位，鄂、张二人也因奉立有功，配享太庙，清一代汉人中只有张廷玉一人膺此特典。他这几笔几画，真是值得很呢。胤祯死后，雍正仍心有余悸，为消灭形迹，追改其名为禵，并将《玉牒》等官书都尽量涂改。因为改“祯”为“禛 ”，音同义同形似，尚嫌略有痕迹，不如改为禵，则形声均异，更臻周密了。 明末马士英乃权奸小人。马擅画鹰，南明的小朝庭覆灭后，马身败名裂，当时收藏马画的，均将马士英的署名改为“冯玉瑛”，这也是姓名增画的事件，但不能算舞弊，毕竟其人可杀，而其才可怜矣！ 姓名的增减笔画之外，又有人故意在名字的形体上埋下伏笔，于隐约间抒其寄托。如杰出画家八大山人、牛石慧，二人本为兄弟，皆朱家后裔。明末后期，八大山人隐居不降而为山人，去朱之上半，而存下半之八大；牛石慧去朱姓之下半，而存上半之牛取以为名，“八大山人”四字连在一起竖写好像“哭之”或“笑之”，牛石慧三字的签名，看上去却像“生不拜君”字样，二人在姓名的书写中埋下伏笔，表达孤臣孽子矛盾而又复杂的心绪。 近人张发奎将军，签名喜草书“奎”字，看似“大王”，人皆戏之为“张大王”，而张发奎呢，本人也常以山大王自嘲呢。 故意缺笔以示别义，也有人在姓名系统中予以使用。有人号其斋曰：“虫二之斋”，问他才知乃“无边风月之斋”的别写，又明初小说家吴沃尧字茧人，某女画家以一扇相赠，题款时把“茧人”误笔为“茧仁”，吴笑着拿给友人看说：“今后我由人变成蛹了。”名字增笔亦增一谐，也是一趣。 姓名字形的特殊性只讲这么四点，从中的利弊得失中，我们认为，取名于字形应该引起这几方面的注意： 首先要多用规范字，少用异体字。由于历史原因，汉字存在许多异体字，50年代，国家文改会对异体字进行了删改，在字形方面有了统一的规范，是为我们取名用字的范本。如今有人为示水平高，给孩子取名带一些“喆 ”、“傑 ”、“迺”之类的异体字，无形中增加了社会交际中的麻烦，不值得提倡。 其次要多用常用字，少用冷僻字。如今只有一个孩子，不少父母为了给孩子寻一佳名，拼命往生冷字里钻，恕不知，佳名并非僻名，僻名更称不上佳名，这在上文中已有注解，还是选常用字为佳。 第三，在字形搭配上，慎用形体相近的字。如冶与治、已与己和巳、戎与戍和戌、日与曰等等，容易被人误读误记。名字在很多方面是一种交际工具，是为了让人记住的，这些字不利于人辨认，最好不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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诗学大家陈衍，夫人姓萧名道安，贤而博为，曾为乃夫作《命名说》云： “君名衍，喜谈天，似邹衍；好饮酒，似公孙衍，无宦情，恶铜臭，似王衍；无妾媵，似崔衍；喜《汉书》，似杜衍；能作俚词，似蜀王衍；喜篆刻，似吾邱衍；喜《通鉴》，似严衍；喜古今《尚书》、《墨子》，似孙星衍；特未知其与元佑党人碑中之宦者陈衍，何所似耳？请摹其字以为名刺何如？” 在陈衍夫人看来，丈夫之名竟有如此多的蕴合，这比起其他文字所谓“一语双关”或“一石三鸟”来，又不知高明多少了。姓名字义的特殊性即主要在于它的一名（字）多义或一名（字）孕合着其他文字所不能包容的深刻含义。 陈夫人幽默诙谐，特于文后附上“未知其与元佑党人碑中之宦者陈衍，何所似耳？”并要“摹其字以为名刺”。按，元佑党人碑中之宦陈衍，出于其太太手笔。后陈夫人不幸早逝，陈衍遂续《命名说》云： “中年丧偶，终不复娶，又绝似孙星衍。而非先室人之所及知也。” 一名多义是姓名字义特殊性的第一点。姓名毕竟是一个人一生都要随时使用的代表符号，因此，人们在立名之初，往往要冥思苦想，力争取一个好名字，而一名多义，无疑是姓名中的佼佼者，不少人的姓名都有这方面的特点。据说有一高姓某公，为孩子取名高阳，常颇为得意地给人讲述高阳一名所寓含义： 其一：孩子出生时，正值旭日方悬，天高气灾爽高阳其名，记述了孩子出生时的自然景观和时间，即“高悬的太阳”； 其二：诗人屈原有“帝高阳之苗裔”的诗句，寓望其子成龙和仿效古人之意； 其三：台湾有一名作家叫高阳，希望儿子也能成为同他一样有名的文人； 其四：阳有阳刚之义，寓男子汉的阳刚之美。一名四义，高阳可谓好名。 寓姓名以特定的超出文字之外的含义，是姓名字义特殊性的第二点。 许多姓名有根有据，寓含字面外的特别含义，一般来讲，不知其人，不知其事，就很难仅以字面的含义来解释其名了，这方面的事例也很多。 前不久，《扬子晚报》曾载有这么一条消息：苏州市一户人家为初生婴儿取“点”为姓。原来，婴儿父母、祖母、外祖母各有其姓，外祖父便提议，此孩子以点为姓，意为点字下面的四个点，分别代表父姓、母姓、祖母姓和外祖母姓，四个点上面的“占”字则表示“全家拥有”，或所有的姓都占有，此建议全家一致通过，于是婴儿便以此姓报了户口。 有一女子乳名“无畚箕”，乍看此名，怪异之至，谁也弄不清此中含义。原来“无”女之母连产多胎千金，到“无”一胎仍是女子，不胜心烦，于是把心一横，决定让丈夫弃之于野。乡间弃婴，习惯都放在畚箕里，并在箕内装点钱物，以备收养者贴用。那知此公遍寻室内外，就是找不着一只畚箕，无奈，只得勉强把那孩子养下来，并给她取名无畚箕。 有些名字，似乎单从字面即知其义，然则否也，如清陈文枢号花对山房，明初小说家吴沃尧号我佛山人，许多人以为其号意其身在市井，而托名山林，乃隐逸自高之谓也。实则不然。“花对山房”应该写作“花，对山房”，即言：“种花，面对着山上的房子”；“我佛山人”应该写作“我，佛山人，”表示吴君原籍广东佛山人氏，这都是些容易混淆视听的名号了。 姓名字义的第三个特殊点即是名中之字并无任何含义，此亦为一种特别的语言现象。下面例举的是抄于青铜器的一份名单： 父甲鼎、父丁鼎、豕形父已爵、龟父丙鼎、子刀父己方鼎、鱼父丙爵、虎父丁爵。 几个姓名中都有一个“父”字，而这父字在姓名中无任何含义，仅表对上了年纪的老人的尊称，这种命名法，在上古颇为流行，不过青铜器上的父字一般放在名的前面，如上书父丁、父辛、父癸，而周朝则多安放在名字的后面，如民父、硕父、如父等等。 春秋战国时人，姓名中间喜加一个“不”字，如任不齐、韩不信、陈不古、吕不韦、萧不疑等，此风直推至后汉，那时更有直不疑、高不识、公上不害等，其中的不字，乃发声词，并非有实义的实词，在古代“不”、“否”同义，而否为无义的助词甚多，《经义述词》名字解释为： “楚任不齐，不，语词，不齐，齐也。” “鲁公山不狃，不，语词，不狃，狃也。” 这种将不孕含任何意义的虚词注入人名中的命名方式，是为一种出格的语言现象。 姓名字义的第四个独特点受制于传统的寻根意识和认同心理。在姓氏态度上，人们不愿抛弃哪怕是如今被人们引以为耻的文字作姓，而在命名上，一些含义发生变化的所谓丑词却常常唯恐避之不及。 当今社会，仍有少数稀姓、小姓，这些姓虽很冷僻，所属的人也不多，甚至不少姓氏的理性含义甚不雅洁，但人们并不轻易放弃。如提起狼字，人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豺狼当道，狼狈为奸，狼心狗肺等贬义词，但如今仍有人抱着狼姓不放，并声明姓的是豺狼的狼，而非郎君的郎。再如龟字，其义甚贬，但今天台湾仍有人以龟姓自豪呢！而且，这些姓龟的人苦于台湾资料有限，不明己出，还向大陆发出函件，请求帮助寻根呢。据查，如今还有一些字典上都查不到的字被人作为姓氏通用的。这种情况表明，在传统寻根意识和文化认同心理的斗争中，前者一般来说还是胜多败少的。 另一方面，受文化发展、演变和历史等因素影响，许多字成了取名用字的禁字，而原本是通用的，如王八、桧、龟等，即是如此。 历史上，王八并非坏名，许多姓王排行第八者都取以为名，但自从出了个王建后，王八二字就成了丑名了。王建少无赖，以屠牛盗驴贩盐为营生，里人皆称之为贼王八，表示他“孝悌忠信义礼廉耻”，王（忘）其八即无耻也，或者骂他八德皆忘也未可知，总之，自此以后便“人自建后少名八”了。 无独有偶，桧为文木，本为文人最爱的字眼，可是自从出了奸臣秦桧，也是“人自宋后少名桧”了。 龟是四灵之一，古时人们把它藏在太庙里，遇到大事都要敬畏地拿出来一卜休咎。古人称龟为宝，与玉并重，因而名龟者不少，如陆龟蒙、彭龟年、杨龟山等。但明以后，龟却变成了恶字，源金方有诗：“宅眷皆是撑目兔，余人总作缩头龟”，嘲一故家大姓纵妻行淫。自此，宅妇、龟子、龟儿便成了最刻毒的骂语了。于是明朝中叶以后，诗文多避龟字，人的名字也不敢取龟而用了。只有本世纪二十年代，袁世凯二子克文，自号龟庵，算得上是一个敢撑逆风船的妄为之徒。不过，据说他的老婆也并没送他一顶绿帽子戴，社会上亦无人称之为龟翁。 关于姓名义的特殊性，还要补充一点的是，姓名用字，一般说来都是要讲究字义的，如姓钱的叫钱江潮，姓争的叫争朝夕等，是为有气势、有意境的好名，能给人以充分的想象余地。此法虽佳，但有时会引起人们见名思义，闹出一些让人哭笑不得的笑话来。 1945年，漫画家廖冰兄的漫画《猫国春秋》在重庆展出，郭沫若闻讯前往观赏。吃饭时，郭问廖的名字为何如此古怪，旁边的版画家王琦代为解释说廖从小与妹妹廖冰相依为命，故取名廖冰兄。郭听后，故意一本正经地说：如此，郁达夫的妻子一定叫郁达，邵力子的父亲必然就叫邵力了。这是一段幽默诙谐的对话，下面要说一个曲解人名的故事，才真正是令人捧腹呢。 有一个老师好午睡，常常是睡意浓浓，星眼迷迷。有一次，学生问他“宰予昼寝”一句怎么解释，老师打了个呵欠道：“这句话，别人不一定能读通。我告诉你吧，宰，就是杀；予，就是我；昼，就是中午；寝，就是睡觉，宰予昼寝，就是杀了我也要午睡！” 也不知老师是故意如此曲解呢，还是真的不知宰予其人，这则笑话也是对姓名常被人曲解的一个证明。 汉语文字的音、形、义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每个汉字皆有其音韵，有其形状，有其意义，同样，每个姓名也都具备这三方面的特点。命名时，如将音、形、义三方面结合起来考虑，一般都能寻个佳名，下面试图分析一下这“三结合”而成的名字。 如拆字谐音借形法。作家聂绀弩有一笔名“二鸦”，即是拆聂字的三耳为“耳耶”，再谐音而成“二鸦”的。他自己曾解释说：“字从谐音，本无取义，所以偏爱，无非因为未被别人用过，这是我取名的一点癖好。” 再如借形谐音意合。如陈辉——晨辉，彭飞——鹏飞，阎肃——严肃，奚望——希望等皆是如此。 还有拆字变形再合意，利用反切意合，甚至自己造字等，均是为了追求字的音、形、义完美配合而采用的语言“手术”。除了造生字这一点不值得提倡外，其它方式，我劝诸公不妨一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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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都熟悉曾参杀人的典故。曾参孔门高足，孝行第一。一天，他的母亲正在织布，突然一个人慌慌张张地闯进来嚷道：你的儿子杀了人！曾母镇定自若，手不停机：知子莫如母，象他这样的孩子，怎么会去杀人呢？过了一会，又有一个跑来告诉她，曾参杀人了，曾母手中的棱慢了下来，心中开始有了疑虑。不一会，第三个人气喘嘘嘘地跌进门，大叫曾参真的杀人了！曾母惊懔失措，扔下棱子赶紧跳墙逃走。 其实曾参根本没有杀人，凶手是鲁国另一个叫曾参的人。同姓名现象让曾母担了场虚惊。 自有姓名以来，同姓名现象就一直如影随形般在姓名系统中游弋晃荡，早在南北朝时，梁元帝萧铎就亲自编撰了《古今同姓名录》一书，自此，唐、元、明、清代代有人在同姓名上作文章，清乾隆年间浙江萧山人汪辉祖独辟小径，从《旧唐书》到《明史》9部正史中辑录同姓名者10812个，共计约3万人，编成《九史同姓名录》，全书凡七十六卷。仅仅9部史书就搜集了这么多同姓名者，若再加上载籍之外不见经传的人物，则更是不可胜数而泛滥成灾了。 从《九史同姓名录》，我们发现，许多著名人物都曾受过犯其名的伤害，如春秋时有两个毛遂，两个曾参，汉未有两个刘歆，汉张良之后历代都有张良，仅宋代就有9人。其它如叫“周瑜”的4人，李广的6人，张衡的6人，董仲舒的3人，王羲之的3人，曹操的2人等等。不少同姓名者都是名人，如4个叫王充的人，一位是东汉著有《论衡》的哲学家，一个是越王侗封郑国公，另两位分别是符坚中山太守和侍中将军。汉代的两位韩信，一是曾受“胯下之辱”的淮阴候韩信，一是韩王信。 同姓名者如此之多，设若将这些同姓名者都当作一人，就会笑语百出；要是治史者将其误信书诸史籍中，那就不仅仅是闹笑语了。司马迁就曾在同姓名的知识方面栽了跟头，让孔子弟子宰予蒙了好多年不白之冤。《仲尼弟子列传》有云：“宰我为临淄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事实上，这个与田常作乱的宰我并非孔门弟子宰予（字子我），而是一个叫止（字子我）的人，若不是后来唐代司贞作了一番深入考证，澄清这一事实，宰予的冤案不知要搁到何时才能昭雪了。《史记》还将战国时赵国以论证“坚白异同”命题闻名的公孙龙，混淆为春秋楚国人、孔子的弟子公孙龙，并非司马迁要跟孔门弟子过不去，实在是同姓名现象蒙蔽了他的眼睛呀！ 同姓名现象最容易发生冲突且带来种种后果的是同时同地的同姓名者。战国时，赵国平原君有位了不起的食客毛遂，他曾自荐陪平原君出访楚国，按剑威劫楚王，定下了合纵抗秦的条约。平原君十分看重毛遂，认为他的三寸舌，胜过十万师。有一天，忽然有人报告说，毛遂堕井身亡，平原君不由放声大哭。后来毛遂却又回来了，这才知道死者是另一个叫毛遂的人。平原君没有白哭，这么一阴差阳错，使毛遂更愿为他卖命了。东汉末年有一位姓陈名遵字孟公者，热情豪爽，不拘小节，非常好客，常常在家里济聚众生，饮酒畅谈，为了留住客人，每每把客人的车辕投入井里。当时，列候中有位与他同姓名者，也喜欢串串门，一到别人家门口，司阍的向主人报说，陈孟公驾到，主人及座中客人莫不震动，等到见了面，才知道此孟公非彼孟公也，顿时热情骤减，因为这事常常发生，人们干脆给这位孟公送了个绰号曰陈惊座。 同姓名者如果在同时同地，又碰到一起，往往会产生戏剧性的后果，颇多轶闻趣事可作谈资，王渔详《池此偶谈》有云： “小说载李空同督学江西，有生姓名偶同，李出联对曰：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生应声云：‘费无忌，长孙无忌，彼无忌，此亦无忌。’空同喜。” 象这样科场中同名师生相遇的事例并不罕见。康熙癸丑会试，翰林学士张英为同考官，本房同式中就有一个海盐的举人张英。丙辰会试编修马鸣銮做同考官，不料在本房同式中也碰上一个河南的举人马鸣銮。老师碰到学生与自已同名，一般说来心里不会太舒服，常会作“名相如，实不相如”的思考，是否因而影响到学生的考绩，这就不得而知了。 从考场步入官场，这样的例子也不少。《桐阴清语》一书中讲了这样两个故事。汉代石屏张月樵太史在京师时，有一个与他同姓名的在衡州当县丞。张县丞一次进京拜会宗人后准备回衡，张太史得知后，送县丞诗一首调侃他，诗云： 连天一派无同姓，两地交称不异名。 文士时虽分李益，诗人讵岂别韩翊。 丞何曾负惭余拙，叔恐为痴被子轻。 此去衡山寻玉简，旷怀千古独输卿。 无独有偶，大兴徐香坨太史（鉴）知兴化府时，有同姓名者署永定兴化乡巡检，太史孙作诗调侃这位仁兄道： 今仲舒同荐仲舒，名相如亦实相如， 郭淮可与汾阴地，李秀传疑北海书。 可有小冠能别否？竟同大谏独何欤？ 苦吟寒诗飞花句，与此韩翊或是余。 官场中同姓名的调侃往往是单线的，即上司对下属。被调侃者还不算倒楣的，史书上就有不少犯上讳者自动易名的例子，也许我们身边就有，相信你仔细回想一番后，会证实我的推测的。 同姓名者既是如此频繁，同名就更不待言了。除去姓氏，单列名字，其等同率岂不高出百倍、千倍？ 同名者有示仰慕而效同者（后文有述），有茫茫然偶同者，更有以故意效同而心怀不轨动机相反的。《左传》载有这么一个故事： 文公十一年，狄人入侵鲁国，文公就派叔孙德臣率兵反击，一举败敌于咸阳，俘虏敌主将侨如、豹、虺三人，将三将斩首，埋于子驹门，为使后世了解他的功勋，就把儿子分别改名叫叔孙侨如、叔孙豹、叔孙虺。 把所杀仇敌之名转让给自己子孙，是古人纪念战功的一种形式。成吉思汗又叫铁木真，他出生时，其父刚刚战胜塔塔儿部，获其酋长铁木真，战捷得子，是为双喜临门，为纪念之即将铁木真之名加于成吉思汗。 后魏韩延之使用同姓名的方式最为令人叫绝。韩延之魏人仕晋，为平西府录事参军，刘裕为伐司马休之，写了封密信给延之，要招他为幕僚，延之坚辞不允，为表决心，他想了一妙招：刘裕的父亲名翘，字显宗，延之就给自己的儿子改名叫翘，并自字显宗，表示誓不臣刘氏，这一招使得不仅绝，还蛮损。不过从另一个方面看，它不失于一种表示不屈从对方、与人深仇大恨的妙法。 景仰也罢，述功也好，示仇也罢，均是有目的而来。无论其效用如何，皆是咎由自取，怨不了他人，最为无奈的，是自己的名字不幸而与趣旨相乖者等同，常如芒刺在背，颇有不适，这事发生在普通人之间尚可不予计较，若是在名人与名人之间，则更有后效前名之嫌，一般得想方设法予以“严正声明”。王安石曾有篇长文，大骂谢安石功出侥幸，其娇情镇物全无取处。并一再声明，王安石之名绝无仰慕谢安石的意图，安石之同，纯属偶合，要外人不得瞎猜乱议。 王安石后有来者，国民党元老张继在为寒山寺俞曲园书写因“枫桥夜泊”而闻名的唐张继诗时，曾附短跋云：“……湖帆先生以予名唐诗人相同，嘱书此诗，惟予名实取恒久之意，非妄袭古人也。” 姓名以外，还有字号。字号常以述志，然古今同号者虽多，志趣却常大相经庭。如三变之号，柳永、杨畏、唐五经三人的据之，柳永之“三变”，断自《论语》子张“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而杨畏则是“天下于是目为杨三变，”“谓其进于元丰，显于元佑，迁于绍圣也。”唐咸通中，荆州书人唐五经号三变，且自释其义：“不肖子弟有三变，第一变为蝗虫，谓其鬻庄而食也；第二变为蠹鱼，谓其鬻书而食也；第三变为大虫，谓其卖奴婢而食也。三食之辈，何无代之。”唐、柳、杨“三变”，同号异旨也。 《金史》载：“雷渊为监察卸史，出巡郡色，奸豪不法者立锤杀之，至蔡州，被杀五百人，时号雷半千。”无独有偶，唐朝员余庆，与何彦光同拜王义方为师，义方常道：“五百岁一贤者生，子宜当之。”因此改名员半千，贤者名同酷吏号，实在不尴不尬。 又清人笔记小说记述一铁匠发迹，建巨宅，延请某名士为其命宅名，名士署其堂问：“二西堂”。众皆哗然，认为某名士命名言过其实，根据是“二西”乃文人书斋专号，如明严蔚号“二西斋”等。二西，本指湖山的大、小西山，“旧亡秦人，避地隐居于此，”给铁匠宅名二西堂，岂非盗文士雅儒之嫌。文士后来解释说：如此名命，却是实实贴贴，绝不夸张。细观西字直立如打铁的铁贴，横卧如风箱，正是铁匠的家中长物呢。 同样地，“甲乙斋“似专为文人墨客名号专用。甲乙者，数一数二之谓也。可有一文人却为一补鞋匠署其宅门曰”甲乙斋“。因甲字似锥子，乙字似切皮刀子，亦是鞋匠家中长物呢。古近代同姓名现象频繁，由于人口不多，命名方式源广，还不至于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而今，人口膨胀，语言文字的简化以及冷字眼的摒弃，同姓名现象已成了一个越来越严重的社会问题。 据报载，上海叫“王小姝”的多到13000多人，沈阳市现有4800多个“刘淑珍”，4300多个“王玉兰”。90年代初，广洲的“梁姝”、“陈姝”各为2400多个，天津的“张力”、“张英”各有2000多个，武汉城区仅16岁以上的常住人口中，叫“王红”、“王斌”的便超过一千个，甚至在一个单位，叫张伟、李华的就能一打打地出现。倘若不算上同姓，重名者的数量就不止是以千计、以万计了。据有关部门统计资料：174900人中，重名者达46745个，占调查总数的26.72%。时至今日，重名率更是大幅度上升，如中国体育报评选建国以来80名杰出的教练员、运动中，便有4人名“健”：张健、高健、黄健、韩健。 重名现象在今天如此之多，辅以各种文化的、科学的、技术上的传播和交流手段，同姓名者碰到一起的机会就大大增多了，各种令人啼笔皆非的轶闻趣事更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 据《光明日报》载，清代查礼《铜鼓书堂遗稿》中有一个同姓名的奇事，这本诗集15卷末两页上居然出现如下两个诗题：题蒋介石处士松林独坐图偕朱玉阶学使游亡星岩即以志别”。当今中国国共两党两位著名人物的字（蒋中正，字介石；朱德，字玉阶）竟然同时出现在200多年前的诗集中，而且一字不误，真乃咄咄怪事。 40年代的上海市长吴国桢，听说有个被判死刑的罪犯也叫吴国桢，市长以同名的缘故，打电话到法院讯问罪犯的情形。死刑判决后，法院特抄一个判决书的副本递送吴市长。有心人作了一番调查，发现当时上海有13个吴国桢，中电公司得知这一消息后，新闻敏感性大发，遂将这13个吴国桢聚在一起，拍了一部新闻影片，正所谓“有缘千里来同名”。 1994年，以《李双双》一书出名的作家李准，在报上发布改名启事：为了尊重读者，我今后放弃用李准原名，改为“李凖“。他还声明：“我的原籍是河南，职业是写小说和电影，是《李双双小传》、《黄河东流去》等作品的作者”。李准算得上是名作家了，为啥要在报上发布改名声明呢？是同姓名现象捉弄了他。原来有一天，报刊上出现了“李准”署名的评论文章，许多老作者都打电话或写信问他怎么写起评论来，他本人也是莫名其妙。后来方知，这位写评论的“李准”是与他同姓名的年轻人。作家李准象吃了个苍蝇般心里不快，只得改名，惹不起躲得起，出此下策，实属无奈。 青年李准之名可能是无意偶合。当今有些人，为了一定的目的，常冒名家之名办事，还真让他们占了些便宜呢。据说，前几年某刊物接到一篇署名刘心武的小说，不禁喜出望外，极为重视，但仔细一看，刘心武三字较草，“心”是个连笔字，似是而非，不过，当今文坛，还有其他叫刘什么武的作家呢，编辑大笔一挥：立即排发！不料，出刊后，作者来信声称自己名叫“刘必武”，小说发表误排刘心武，要求予以更正，编辑部吃了个哑巴亏，有苦难言。 国家游泳队曾有两个叫严红的运动员，1985年8月，两个严红在体坛上传出一则“严红打破严红记录”的新闻，她俩一个来自四川，一个来自天津，为了区别，人们分别称之为“川红”、“津红”，1985年8月，川红打破了津红创造的200米自由泳记录，成就了一段“严红破严红”的佳活。 社会上同姓名太多了，而产生佳话的却不多，倒是招惹的麻烦不少，造就了一系列社会问题。 有一则报道讲：公安部门在某街道捉拿叫“黄军”的要犯，殊不知此处“黄军”有4个，被抓的并非真凶，错抓的黄军正在筹办婚事，其女友一时不辩真相，气急吞下毒液……” 只因一名同，险铸人命案，这是事故。 另一则报道则讲了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文革”中，某公司召开批斗大会。会场极为严肃、紧张，主持人突然厉声宣布：“将历史反革命分子杨志杰押上来！”站在台下的某分厂青年工人杨志杰吓得脸色煞白，周围的同事也吓了一大跳：没想到身边埋着这么大一颗“定时炸弹”，这小子才20岁，怎么还是“历史反革命”，难道他一、二岁就干过“反革命”的事吗？正自疑虑，一位五十多岁的人被押上台，胸前挂块牌子，上书“历史反革命分子杨忠杰”，并打着红×。青工杨志杰和他的同事这才回过神来，一场虚惊，同姓名差点败坏了一个人的名声。 还有一则报道讲某市一家医院药房因疏忽而发错了药，急须找一个叫王勇的男孩，情况十万火急。可是在那个不大的地段，叫“王勇”的小孩竟有十多人，派出所只得紧急出动，查户口问地址忙得团团转，好不容易才找到那个王勇，差点造成了人命案。 当代人名系统中存在的重名现象，问题十分突出。小而言之，会给重名者带来诸多不便和不必要的麻烦；大而言之，会给社会生活带来不少的混乱。尤其在社会进入信息时代后，重名太多，势必给通讯联络、户籍档案、统计管理、历史考证带来种种麻烦，报纸上经常可以看到公安、邮电部门的同志历经千辛万苦寻找某个人的事迹报道，其辛苦遭遇往往就是重名的作崇。 重名，无疑是当今社会人名系统的一个症结所在。为什么如今会出现如此多的重名者呢？仔细分析，有如下原因： 人口的急剧增多是重名的首要原因。进入二十世纪以来，中国人口成几何数上升，从抗战时期的四亿，到当今的12亿，令人瞠目结舌。人口增多，而人名用字却随着汉字的简化而减少。现代汉语常用字大约7000个，最常用的只有3500个，据查，人名中所用字数为3350个，与最常用量不相上下，但是这些字中有些生冷字眼除极个别人使用外，用者甚单。人们取名字往往集中在那些表达美辞，朗朗上口的几百字上，如使用频率最高的英、华、玉、秀、明、珍的覆盖率即达1%，粗略地估算一下，就是12亿人中有1200万人用这6字为名，即每字有200万人取以为名，其重名程度可想而知。最常用字的前409个字的覆盖率达90%，减去少数民族，意味着11亿人用这409个字为自己命名，有人计算过，即使这409个字中的每个字都能与所有409个字搭配组成双名，并且409个字都能用于单名，总共也只能构成167690个名字，由11亿人分享这些名字，意味着每个名字要供6020个人使用，如果再考虑一下地区和某些最常用字的使用率，重名程度将更高。 其次，命名方式日趋雷同。在当代，一方面传统的命名方式基本消失，另一方面，新的命名方式愈来愈简单化，大致有：（1）以出生地或出生时某些有纪念意义的事情为名，北京多“京生”，上海多“沪生”，广州多“姝”。一个婴儿在北京出生，取个什么名字好呢？许多人会灵机一动，或懒汉思想作怪：既然是北京生的，就叫“京生”吧，也有个纪念意义，英雄所见略同，于是就成千上百地出现了“张京生”、“李京生”、“钱京生”，据说某小学的一个班里，有四个学生叫“王京生”，老师一叫王京生，四个小孩一齐应声。为了区别，只好据其特征叫“胖京生”、“瘦京生”、“高京生”、“小京生”，就这样，难免不闹笑语，老师只得请孩子家长为学生改名。（2）命名的求美心理和时代风尚导致重名，如姓曾的会想到曾朝夕，姓杨的会想到杨帆，姓高的会以高昂、高扬等为名，这样的重名率也较高。另，时尚的作怪，人们又会不约而同的瞄向几个时髦字，如“文革”时的“红”字，作名的使用率就由建国前的0.136%猛增至2.151%，大有万里江山红遍的趋势。（3）以父母之姓名合起的方式；（4）节缩成语格言而成的方式；（5）利用语言相叠的方式等等。 取名的方式集中类同，必将造成大量重名。 第三，单名趋势是造成重名的一个重要因素。本世纪二、三十年代以后，单名的比例开始上升，至解放后大有超过双名的势头。通过对济南市一个普通居民区街道的1000个人名之调查表明，单名的比例从1948年的3.3%到1986年上升到69.7%，几乎每年都要上升一个百分点。用一个字作为名字，表意较好的字眼重名的可能性就大大增加了。如晨、亮、悦等，据调查统计，7省市174900个人名中，单名重名率大大高于双名重名率，21400个单名中，重名的就有17592个，占54.168%，而总数151500个双名中，重名的仅35153个，占22.901%。 既然重名，何不改个别的名字呢？这不是挺容易的事吗？然而且慢，并非所有的重名者都愿意随便更名的。一是嫌麻烦，不少人还有这种思想，姓名发肤乃受之于父母，不愿随意加以更改，所谓“大丈夫坐不更名，行不改姓”，此乃寻根的文化观念在潜在地起作用。二是有人认为，人名只不过是一个符号，即便相同，并不能表示真实人物的等同，改不改无关紧要，再则，有人也作这样的考虑，即便改了名字就能保证不再与人重名了吗？如果又重名又怎么办呢？再改，改到何时才能没有重名呢？在人口爆炸，命名范围如此狭小的今天，起个不重的名字真是太难了呀！ 世上无难事，只怕有心人。改名并不是根除重名的好办法，最可靠的办法是抓根本，即从父母给小孩取名时做起。一是父母在给小孩取名时要慎而又慎。最好不取单名，尽可能避免与人重名。有人曾在《解放日报》上载文建议，传统的子承父姓方式应当改变，可改为父母合姓再加名字。这也不失为减少重名的一条重要途径。据推算，如以1000个常用字来计算，都取单名，那么总共只有1000多个名字，但是如果都取双名，将这1000字任意排列，就有100万个名字，如果采取父母合姓再加双名或姓加三字名的方式，那么1000常用字就可能合成10亿个名字了，除去少数民族和双名、单名，同姓名的问题就基本上得以解决。据《现代家庭报》载，目前，我国已开始流行四字名，如“殷乐笑子”、“沈芳娟子”等，这是一个好的现象，我们应该大力提倡。 二是出版部门应当出版一些取名指南性质的书，用以帮助人们扩大取名字数与选字范围，台湾出版界在这方面做得挺好。他们已出版了多部取名指导专著。如《命名汇典》、《标准命名宝鉴》、《婴儿命指南》、《命名参考》等，我大陆的出版界应见机而作，闻风而动，为革除重名作点贡献。 三、户籍管理部门也应当做些减少同姓名的工作，例如，设立取名咨询机构，用电脑贮存本市、本地区以及历史人物中同姓名的资料，当家长在给新生儿申报户口时，向他们提供这方面的服务，以便了解新生儿的姓名是否与人雷同，否则就可以及时予以更改。这样做，还能免去此后改名的诸多不便，聪明的家长也应积极配合。 以上概述了中国同姓名的现状，在国外，同姓名现象也是十分严重的，如有人开玩笑说，俄国女人不是“娃”，就是“娜”，男人不是“斯基”就是“洛夫”，不仅俄罗斯如此，许多宗教的国家都是如此，这在《姓名与宗教》一章中有述，在此不赘。

Aha

这是一则从三国时期流传至今的幽默故事。 有一天，张九和李九一个拿着一把韭芽，一个拎着一壶二锅头，去找老朋友王九喝几盅。正巧王九外出未归，只好让他的媳妇代为转告。 王九回来后，儿媳妇对公公说：“张三三，李四五，一个提着连盅数，一个拿着马莲菜，来请公公赴宴席。”王九听罢，一张老脸乐开了花。 王老汉的媳妇搬弄如簧巧舌，将公公名字同音的字一一作了变换，既正确表达了意思，又避了公公的名讳，王老汉找了个深谙避讳之道的好媳妇，他，乐得其所。 《辞海》“避讳”条云：“封建社会对于君主或尊长的名字，避免写出或说出叫避讳。” 避讳是我国人名系统的一个重要文化现象。“自殷以住，未有讳法，讳始于周。周人尊神之故，为之讳名。”可见，我国人名的避讳在周代已见滥殇。目前，流行于人名学界的论调著遍地把避讳孤立地册封为中国人名系统的一大特产。其实，避讳在国外也曾有过不短时间横行霸道的历史，关于这一点，以及避讳的原因，作者本书别有论述，在此不作赘述。 避讳始于周，“周人以讳事神，名，终将讳之。”《礼记·典礼》载曰：“名字者不以国，不以日月，不以隐疾，不以山川。”明文规定取各之避。后来，《左传》又作了一番夸张的引申，加上“不以畜牲，不以器帛”条款，正式宣言“六避”。 避讳分天子诸候死后的“公讳”和士大夫老百姓对尊者的“家讳”两种。周人虽明令“六避”，但并不十分严格，控制范围也极为有限。“家讳”且不谈，条令条例规定的“公讳”，周人似乎都不太放在心上。例如“不以国”条，规定的是不以本国，外国则不讳，于是有了卫候郑、陈候吴、卫候晋之类投机取巧之徒，但周贵为天子，是各国所共敬的，而《左传》襄公十五年，“晋侯周卒”，晋候名周，便是有意犯规了。另我国的思想家庄子名周，以“周”的国名为名，亦未见棍棒加身，只是他的不肖后辈中出了个汉明帝刘庄，硬将庄周的庄性从坟中挖出来，改以为严，把庄子叫了严子，庄子纵然百分地逍遥，冤魂化碟，恐怕也是只怆世之黑蝴蝶了。 周朝据政，虽有天下一统之名，而无上下一同之心，诸侯各国，兵戈相见，冒上不韪者，大有人在。“世乱不知礼，”因而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如“不以隐疾”条，晋成公名黑臀，楚公子名黑肱，郑庄公名寐生，均是有意无意与规条唱对台戏。再如鲁僖公名申，蔡庄公名甲午，都是不合“不以日月”条款的。周君自顾不及，哪有闲心思去为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动脑子，只好请史官斥以“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之训，睁只眼，闭只眼罢了。 “周人以讳事神”，在应讳的死人名单中，周天子无疑应发表在头版头条。事实上，《周礼》也规定，周王死后，宰夫要手摇木铎，高唱“舍故讳新”的命令。照说，周代朝庭中对“上讳”应该是十分谨慎的吧，然而且慢，翻翻历史，周朝自身也是频频越位的。像周厉王名胡，周僖王名胡齐；周穆王名满，周哀王的子孙中有名王孙满的，都是触规之举。上引下效，上梁不正下梁歪，若说周朝行政不严，是怪不了别人的。 历史的车轮总是要滚动的，滚动的过程中免不了要轧进一些横生歪长的杂碎，腐臭之如避讳，在周末实应随周之悼亡而寿终正寐。然而，汉代以后，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完善和儒家思想的受幸获宠，避讳之风却越刮越盛。应该说，避讳的真正根源，并非周礼，而是儒家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伦理道德观的偏房扶正。此后的两千多年封建社会中，避讳作为一种特有的人名文化现象繁衍枝蔓，常盛不衰，愈演愈烈，一直扬威至清朝最后一座皇宫关门大吉，才无可牵何地坐上了冷板凳。 汉以后的避讳，按不同级别分成三种形式。首曰“国讳”，专避帝王；次曰“圣讳”，忌同圣人；三曰“家讳”，泽及个人的列祖列宗。如“国讳”，汉高祖刘邦，汉代人避邦代以国字；姓氏中的邱本应为丘，因犯“先师孔圣人”“圣讳”被钦定为邱；杜甫母名海棠，乃不作咏海棠之诗；苏轼祖父名序，为文均将序改为叙，如此种种，不胜枚举。历朝历代的讳制和讳禁张驰密紧，横陈竖列，实在难分泾渭，为读者阅读之便，本文将避讳方法分为改姓和改名两大类，别而叙之。 先说说避讳改姓。 姓本不在避讳之列，先哲孟子曾教导说：“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但在孟老尸骨未寒之际，避讳改姓之风即冒了头。战国时，宋武公名司空，姓司空的被迫改姓司功；晋僖侯名司徒，司徒便被改为司城。宋武公和晋僖侯乃避讳改姓的“头俑”。 春秋以下，人口繁衍，姓氏随之。那时提倡多生多育，因而王侯将相充斥，比比皆是，避讳改姓亦是越避越难避，越避越复杂。且论汉代，楚霸王项羽名籍，籍姓只好改为席；汉宣帝名询，荀询同音，荀姓只得姓孙，连他们的先人荀卿也被冠以孙卿。汉代还有姓庆的，此前似有“庆父不死，鲁难未已”之说：所幸汉安帝其父名庆，庆姓被改为贺，庆氏子孙不必“愧姓庆“，不知是否真该庆贺庆贺。 唐乃盛世，歌舞升平，国泰民安，四方来朝，“饱暖生淫逸”，因而避讳之风大发。李姓一跨上宝辇，便明令天下，禁食鲤鱼。鲤，河鲜之美味也，唐人因皇上姓李而食不甘味，只得“舍鱼而取他味者也”，冤莫大焉！唐太宗因叫了李隆基，于是以盛代隆，以本或根代基，姬基同音，姬姓都姓了周，若是皇上圣讳李隆杨，杨贵妃是否会改叫周贵妃呢！不得而知。玄宗的后代武宗和宪宗，一位名炎，避及啖，啖姓逼改为澹；一位名纯，竟避及淳于，淳于姓改为于，可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唐宋元明清。唐后大朝乃宋，宋承唐业，亦承唐讳。北宋大臣文彦博，先祖本姓敬，因避石敬璜讳，其祖父改姓文。至后汉，复姓敬。但到了北宋，又因宋太祖赵匡胤祖父赵敬讳，其祖父又不得不改姓文，敬字虽好，奈何“敬讳”难违呀！与文彦博腥腥相惜的同朝匡姓，为避赵匡胤讳而姓了主，不料宋徽宗又觉得老百姓姓主似嫌不敬，硬将主改为康。幸好宋朝坐龙庭时日有限，康姓后裔才能得以姓归原主。 皇上是真龙天子，喜则百花盛开，皇恩浩荡；怒则天动地摇，哀鸿遍野。若是龙颜不悦，什么缺德事都做得出来。据传宋高宗一日翻阅批文，偶见一制置姓金名赋，望文生义，联想到金国之恶，如有梗刺喉，笔一举，给金边上添三点水，改为淦，一洗金耻，今日江西淦姓后代，多源于此。又说月中嫦娥，本名 娥，唐代大诗人李白诗中就有“白兔秋复春， 姮娥与许邻”之句，道尽 娥寂清之衰怨。宋真宗赵恒继位后，文人墨客向玉兔上了讨伐书，逼姮娥改名嫦娥，那怕你是阆苑仙芭，也要拉下来守人间规矩。 再说明朝，出了个叫朱元璋的皇帝，元姓因此在人间匮迹多年。且明在，安得元朝卷土重来？因而元来一词亦被改为原来。明武帝朱厚照有乃祖遗风，为弘朱姓之贵，发文在全国禁止养猪，禁食猪肉。猪者，肉食之大宗也，皇上岂不是连百姓吃饭、吃菜的权力也给剥夺了。 比起避讳改姓之禁规来，避姓改名则更显丰富多彩，因而也更加茺唐滑稽。因为改换的姓毕竟屈指可数，变来改去逃不过千家姓的苑囿，而名则是随着人类的生长繁衍而膨然博浩的，同姓者多得上亿，同名者则为数寥寥。 对于讳名的方式，古人亦有讲究。于生讳名改称、讳名称字，于死者则讳名称谥，无谥可称者尽可讷而不言，或代之以“亡X”，用不着担心别人说你不善言辞。 讳名之法，以改字法使用最广。所谓改字法，即将与应讳之名相同名字的字词改换为其它文字。看过《三国志》的人都知道张壹其人。其实，张壹本名张懿，只因晋武帝司马炎祖父是被孔明“空城计”弄得臭名远扬的司马懿。作者陈寿生乎其时，不敢违圣讳，因而将张懿作张壹。司马懿有个窝囊儿子叫司马昭，魏帝曹髦曾说：“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司马昭死后数月，沾了其子司马炎的光，被追尊为晋文帝，东晋人因此不敢名昭，连汉代的王昭君也被改为王明君，《昭君》曲亦随之变为《明君》曲。另陶渊明曾名陶泉明，鲍照曾名鲍昭，王士禛曾名王士桢，均是“上讳”作案，避道改字使然。 空字法是最为偷懒的避讳方法，只需将应讳之字空而不写，或代以“某”、“讳”字样即可。 空字避讳法由来已久。《尚书》载周武王病重时，周公妲祈求三王在天之灵，请以自身代武五去死。祷词开宗明言：“若尔三王，……以旦代某之身。”某者，周公兄弟武王姬发之名所代也。《宋书》有言：“荆州刺史宣都王讳进号镇西将军，”即是用“讳”字指代宋帝“义隆”之名。东汉许慎所撰《说文解字》，对东汉开国光武帝刘秀到许慎的皇帝刘祜五位皇上之名（秀，庄，恒，肇，祜）皆空字，只注“上讳”二字，更不加音、形、义方面的诠释。沈约修《宋书》，刘裕皆写成刘 ，用以替代南朝宋武帝刘裕。 避读空字极易造成史病。唐人写《隋书》避李世民讳，将王世充、徐世勣分别写成了王 充，徐 勣，中空一字，不懂为讳之道者，常误抄成王充，徐勣。后来，皇上似嫌不甚过意，兹将徐世勣赐姓李，李世勣报之以李，干脆改名叫了李勣。不过王世充的命就没李勣那么好了，据说他本姓支，不知为何改姓了王，后来降唐，被仇人所杀，死后并未有所追谥。 避讳的第三种常用方法是缺笔法，即对所避字动动手术，最后一笔缺而不书。你敢犯我上尊的名讳，就得付出一条“腿”的代价。 因讳改名不仅涉及人名，甚至“泽”及地名、官职名、事物名、书名等。按照讳之祖制，周代命名“六避”是应该让道于官、山川、牲畜、器币的。然而，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后世的帝王之胄都不吃这一套，甚至反其道而行之，不仅故意取以为名，而且要山川之类避其圣讳。 五岳之一的恒山，一度改称常山，就因汉文帝大名刘恒。战国时的鲁国出了姬具、姬熬二位君主，鲁境的具山、熬山即告易名。宋太祖赵匡胤亦将匡城县、胤山县统统改掉。南京曾名建邺，司马邺登基后改为建康；玄武湖曾名元武湖，因清一朝有康熙皇帝玄烨。如此种种，均是讳及地名的例证。“六避”云：“以山川则废主”。在这些达官贵人看来，主可废，圣上的大名是万不可动其一毫的。 “六避”又云：“以官则废职”。晋僖侯名司徒，于是先废司徒官职，后虽恢复而改称中军；唐太宗名李世民，改民部尚书为户部尚书。正所谓“刑不上大夫，”黄泉路人其奈我何？ 至于因讳名而改物名、书名等，更是将世间物事搞得一团糟。二十四节气之一的“惊蛰”原本叫启蛰，是避汉景帝刘启讳而改称的；野鸡本叫雉，汉高祖吕后取雉为名，于是才有野鸡一说。比起这些来，改改书名就不足为奇了。《广雅》一书因扬广而改名《博雅》、《太玄》一书因唐熙玄烨而改为《大园》，实在用不上到衙门口去击鼓。 历史是一部宏伟的交响乐，有起有伏，有张有弛。避讳作为一种历史现象亦然。南北朝就是避讳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他们似乎专门以同名不讳来自鸣高尚，且看书法大家王羲之一家三代的行辈表： 玄之 凝之 羲之 微之 桢之 操之 献之 静之 王家三代不避同名“之”讳，究是原因，当时，之字是贵游子弟的特别标帜，并极有可能是五斗米道中用于名字的暗记。这正如那些要风度不要温度大冬天穿裙子的窕窕淑女一样，为了髦得合时，宁可伤寒抽风。而且就后一点看来，“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头可断，血可流，做人的标准是不能倒的。 王家非皇族，似嫌说服力不够。在下翻阅史卷，轻而易举又找到两则“皇”证：齐高祖萧道成字绍伯，其父就叫嗣伯，；后魏献文帝名弘，其子孝文帝亦名宏，可见南北朝上上下下均是避讳观念不强的。 避讳这种现象，本身就是能件不正、坐不端的崎形产儿。名不正则言不顺。在其歪歪斜斜的前行史上，时时忍不注要爆发些不尴不尬的幽默故事来，倒为中华笑史添了一笔意外之财。 元《稗史》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钱大参良臣，自讳其名，其子聪慧敏达，性爱读书，凡经史上有“良臣”二字，均避而讳之。一日读《孟子》“今日所谓良臣，古之所谓民贼也，”避“良臣”父讳读曰：“今日所谓爹爹，古之所谓民贼也”。为避父讳，孺子只好认“贼”作父了。无独有偶，同代某君父名阿谷。一天，此君读《四书》，突遇“旧谷既没，新谷已登”一句，无可奈何，只得高声诵曰：“旧爹既没，新爹已登”，讳安全避过，又给老爹送了顶绿帽子，阿谷取此名时，是否科到会有如此“名”外之获呢？历史上，关于冯道和田登避讳的笑话是广为人知的。五代时冯道的门客读《道德经》“道可道，非常道”之句，因为要避冯道的讳，遂邻居民了“不敢说，可不敢说，非常不敢说，”一时传为笑谈。老师的“道”字尚且如此“不敢说”，要是避皇上讳，真不知这位可怜的学子该如何去说了。田登是宋仁宗时的南宫留守，登兄治州无甚造化，于避讳却颇有造诣。“上元，有司举故事呈禀，乃判状云：‘依放火三日。’”上元节是行灯会之佳节，白发垂髫放灯嬉戏，其可快也欤！孰料田登讳登改灯为火，一字之差，性质迥乎。试想，老百姓果真群起而纵火焚物，那还了得？田登后来因此而罢了官，实在是罪有应得。 幽默毕竟是调侃，笑则笑矣，无妨大体。有些让你笑不出来的讳事，则不得而委屈读者诸君了。下面说几个因犯讳而影响个人一生前程、甚至掉了脑袋的恨事，扼腕獠牙，悉听尊便。 唐代大诗人李贺，文彩飞扬，傲视当代。惜乎其父取了个李晋肃的大名，贺只得放弃中进士的非分之想，进士乃官衙的敲门砖，“晋”都不进，何仕之有？韩愈得知此事后，愤然作不平之鸣，专撰《避讳》文以伸其怨。文曰：“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韩愈愤则愤，徒伤悲白发，于事无济，李贺仍被终身拦在进士试场门外，只作了个职掌祭祀的九品小官，郁郁了此一生。 田登、冯道之流，王侯将相走卒耳。他们手持“为尊者讳”的卫道剑，顶着下属晚辈的脑门，只能算得上淫威小耍。皇上圣讳之威，则是仪若雷霆，万万不可冒犯的。《唐律疏议》规定，故意直呼皇帝名字的就是犯了“大不敬”罪，跨入不赦的“十恶”之条，哪怕是无意犯禁，亦难逃“法”网。明太祖朱元璋当过光头僧，举过义军旗，因此避“僧”，“贼”二字象避狗屎一样敏且捷。杭州学府教授徐一夔写贺表时，用了“天生圣人，为世作则”之句，朱元璋看勃然大怒，说：“生者僧也，以为我从释氏也，光则摩顶也，则字音近于贼也，罪坐不敬。”将徐氏的头祭了刽子手的屠刀。 清朝虽是满人坐龙庭，视汉人为劣质公民，对汉皇的一套封建礼制却全部奉行拿来主义，并且加上了自己的改良和发挥。乾隆时，江西举人王锡侯修订《唐熙字典》，自编《字贯》一书。巡抚海成发现书中竟直书了康熙、雍正、乾隆三帝的名字，心中窃喜，赶紧上告皇上，以为能赐官受封，连升三级。不料乾隆的想法大出海成所料，他不仅下令斩了王锡侯及其子孙，连海成巡抚也冠以未能明言《字贯》凡例中的“大逆不法，罪不容诛“之罪，革职查办，最后还判了斩刑，缓期执行。甚至连海成的上司两江总督、江西布政史、按察史等也受了株连。海成巡抚身陷囹圄，连自己拿靴子掌嘴的权力都给剥夺了。这位拍错了马腿的仁兄真该”以头抢地尔。” 犯讳受刑的事例说明，受封建礼教文化、等级观念影响而形成的避讳，一旦羽翼丰满起来，它又会反过来对社会生活各方面产生很大的制约作用。正是人名与文化的这种相互作用，使得人名系统的文化内涵日益丰富多彩，日益复杂深刻。 正如腐臭的东西可用作肥料，错谬的事故可以借为明鉴一样，避讳也有能化腐朽父神奇的地方。避讳虽然不愧为制造古典文献温和混乱的“精英分子“，但由于它是时代的产物，人们又能反过来利用它去辩别古书、文物的真伪，敲定书籍版本的确切年代。因为某个时代出版的书，都要避当代君主的圣讳和个人祖辈先生的私讳的，明知故犯，则是伪作无疑。 如署名司马相如著的《长门贼》，开篇首句便道：“孝武皇帝陈皇后，时得幸，颇妒。”司马相如早在汉武帝死前32年就魂归西天了，他是怎么得知刘彻死后的谥号“孝武”呢？《长门赋》显然是后人伪作的。 再如《六经》一书，署隋朝王通著。但书中却避唐高祖李渊讳，将戴渊改为戴若思；又避唐太祖李虎讳，将后赵太祖石虎改名石季龙。隋人避唐讳，岂非乾坤倒置？可怜唐代这些伪作者，连伪书都要避当朝讳，虽想天衣无缝，奈何讳之虎？乌呼！ 还有一种试析作者真伪的妙法，即书中涉及作者本人“尊者”大名的地方，作者是否避而讳之。当今，《红楼梦》为曹雪芹所著，似成定论，但看二十六回如此一段描写，不由不让人疑窦顿生： “众人都看时，原来是‘唐寅’两个字，都笑道：‘想必是这两个字，大爷一时眼花了也未可知。’薛蟠只觉得没意思，笑道：‘谁知道他糖银果银’”。 曹雪芹其祖为曹寅，雪芹把寅字又写又说，不仅手犯，而且口淫，简直肆无忌惮之极。曹公如此大手笔，拈字弄句手到擒来，焉能为区区取一名字而犯祖讳？可见，《红楼梦》并非曹雪芹所著，此证虽孤，却似归纳推理中的反声，正如多米诺骨牌，倒其一只则扑其全体，潘成规此证虽孤却强。 避讳之于姓名，可谓重头戏。笔墨所限，本文不能展说，只能勾其大概，读者诸君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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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个多世纪前，美国著名的民俗学家A，s．盖希特先生曾讲过这样一段话：“许多落后民族保存的历史传说没有超过一百年的。原因很简单：禁止在谈到死者本人及其行为时直呼其名，违禁者甚至要被处死，这就足以隐匿一个民族内部的一切历史知识，因为，不让人写出人名，怎么能写出历史？!” 在A·s先生看来。名字的禁忌成为切断历史传说根源的罪魁祸首，那么，人名的禁忌到底是怎么回事？为什么要对人名行之以禁？人名禁忌又给历史和语言文学史、文明史装上了怎样的调控阀呢？本章将要讨论的正是这些问题。 人名禁忌是与人名崇拜密切相关的，受人名图腾和其它诸如此类的迷信的、宗教的思想影响，古人把名字看得很神秘，以为名字和它所代表的人或物之间不仅是思想概念上的联系，而且有着实在的物质联系．人名是同人的肉体、灵魂紧紧结合、不可分割的，从而恶意的人就会通过巫术诅咒敌对者的名字，造成如同损害其机体一样的破坏效果。从大西洋到太平洋的许多部落中，至今仍有这样的信念，并由此产生了许多隐瞒和更改名字的奇怪规定。 这些“奇怪的规定”就是关于人名的禁忌。这里我就个人名字、亲戚名字、死者名字、国王及神名的禁忌五个方面来进行辩类分析。 第一类是个人名字的禁忌，这类又分两种，一种是禁己不禁人，自己不可随意讲出自己的大名，别人则但说无妨；一种是姓名大家禁，谁都不能暴露自个或他人的名字。 在东印度群岛，没人肯讲出自己的名字，若揖拳套问居民尊姓大名，得到的答复往往是顾左右而言问他人。既使在行政和法律事务中，被问姓名的人也是请他人代劳。对这一做法，美国人类学家弗雷泽作了这样的解释：“在这些未开化民族的人们看来，一个人从自己嘴里说出自已的名字，就是从自己身上吐出一部分自我，如果养成不知节制地夸谈自己名字的习惯，必将吐尽了自己的精力，毁了自身的健康，终落得体质衰弱，疾病赢瘦的境遇。然而，名字若由别人说出，便同自己没有血肉相关的联系．不会因此而造成什么危害。”智利某部落的人们，从小就被灌输上述思想，因而大家都相信，如果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就不能长大，身材就总是那么矮小。 力争让别人不知道自己的真名，是大多数原始部落不约而同的默契。在中澳大利亚的一些部落中，男女老幼除了公开的名字外，每人都有一秘密或神圣的名字，只在极庄严的时刻才动用一下，平时决不提它，否则，让不怀好意的陌生人知道了“就更能运用巫术使自己受害。”在这里，公开的姓名往往是个人的绰号，不属于他身上的一个组成部分，可以随便使用且能放心地大胆告诉别人。类似的情况在乌千达的南迪人中也存在，他们对外出参战的战士一律呼日飞鸟，同样地，刚果的班加拉人在打鱼前后，不分男女老少，清一色被冠以“姆威尔”的称谓，至于真名，则是讳莫如深的。 个人名字的禁用，对那些富有好奇心的人无疑是一种刺激，而对那些别有用心的人，真名则是一种迫害他人的最为有力的工具，当然，那些自认身负教化人类重任的人们，亦可利用它为自己的事业服务。，卡菲尔人深信名字的魔力，并把对名字的手术看成是对其本人手术具有同样效能的一种措施，他们把年轻窃贼的名字弄到手后，对着煮沸的药水大声喊叫这名字，随即盖上壶盖，让窃贼的名字在壶水中浸泡几天，这样，完全不需窃贼本人知道就能取得改造其品行的效果。这当然是迷信，若能如此，今天的法律机构，恐怕得专辟一个药材和陶瓷仓库才行。 第二类是亲戚名字的禁忌。这类禁忌在国内内陆的某些地区仍留有残迹，在国外则流落于某些海洋性气候控制的沿海滩涂或岛屿上。那些有血统关系特别是有姻亲关系的人们一般不肯讲出彼此的名字，甚至与其名字相似或者有一个相同音节的词也禁言。卡菲尔妇女不得公开或默念丈夫和其兄弟的乳名，只能用别的字代替，因为没有任何规则能够证明那些替换词的形成轨迹，而那些词又特别多，妇女人数又为数不少，甚至同一民族的女人都不得使用他人用过的替代词，必须另找新词，因而在卡菲尔妇女中形成了一种杂乱无章的特别词汇，即所谓的“女人的语言”。这种语言给后代的语言学家奉上了一味难侍候的迷魂药，它们虽然丰富了卡菲尔人的语言仓库，但后代从库中取出的却是一团纠缠不清的混乱。 同样地，在印尼的巽他群岛，居民认为，如果某种庄稼歉收，那一定是田主没有留心他说出了父母的名字；在荷属新几内亚，努福尔人中男女双方一旦确定姻亲关系，对彼此名字避讳亦即开始，若是谁无意中说了一个应该避讳的名字，就得立即趴在地上说“我刚才说错了名字，现在把它从地缝里扔掉，但求让我还能好好吃饭。”在托里斯海峡两边岛屿上，如果谁偶尔不小心讲了妻子兄弟或姐妹丈夫的名字，就应马上惭愧的低下头去，并且要向被说到名字的人送礼、道歉，以赎愧疚。 第三类是死者名字的禁忌。这种禁忌在目前社会仍很流行，至于古代，则更是无所不在了。分析其动机，主要是怕触怒鬼魂，当然，不愿磕碰心灵深处的伤疤，无疑也是要使己逝去的名字蒙上淡忘薄纱的原因之一。 维克多利亚人从不提死者的名字，即使提起，也只压抑着噪音称之为“逝去的人”或“那不再在人世的可怜人”。他们认为，如果谈起死者的名字，就会激起Couit一gi1（死者鬼魂）的愤恨，而死者的鬼魂总是在地球上徘徊流连很长时间才走向西下的夕阳里去的，所有的美洲印第安人部落都以提死者名字为大不敬，若斗胆犯禁，则赐之以死，若要保住性命，就得破财消灾——通常是赶出两头或更多的牛作为罚金。 那么，若有生者不幸与死者同名，那该如何是好呢？果断改名是唯一的可行之道。北美印第安人凡与新亡者同名一律要放弃旧名，在首次为死者举行吊唁活动时另换他名。不仅如此，西北美洲的印第安人如果谁家出了“白喜事”，全家都得另取他名。他们认为，“死者在天之灵若听到这些熟悉的名字，会怀念亲人，重返人间，带走更多人的生命。” 比起北美印第安人，还有更不幸的事，那就是死者的名字是些人人要用的常用词，碰上这样的情况，常用词也得为死者让路，另谋新词，这类新词的唯一贡献是，它为语言变迁提供了有力的动力，因为这类风俗影响所至，许多旧词不断被淘汰，新词则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不少部落因此语言总是在变化着，并涌现出大量的同义词。同时，由于死者名字代表的常用词被废而不用，许多词永远失去了原义而消失，或者另赋新义而复存，本民族的语言无形中被注入了不安分的血液，成为“创造历史”的阻力，破坏了民族政治生活的连续性，使过去的历史记载舍混不清或不大可靠，因而也引发出本文开头民俗学家A。s先生那段义愤填膺的话。 第四类是国王及其他神圣人物名字的禁忌。毋庸置疑，他们的名字正如其不可撼然的地位一样，不能损之丝毫。许多国家的帝王授意其御用文人，制定了一系列关于保护王候将相圣名的极为严厉苛刻的规章制度，在暹罗，任何人胆敢说出王候的圣名，就将被投入大牢，事实上，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平民百姓是很难知晓国王的大名的。暹罗人谈到国王，只能用一些响亮的头衔、称号如“威严的”、“完美无缺的”、“至高无上的”大帝、天子等。祖鲁族有一位酋长名叫兰伽，意思是太阳，该族人只得把太阳改为伽那，现在，酋长己作古一个多世纪，太阳仍在祖鲁族的头上播撒光明，可族人仍不敢把太阳恢复兰伽旧名。 在马达加斯加各地，流行着避圣讳之风，马达加斯加人没有姓，他们的名字几乎都是从表示一般事物行为或性质的日常生活用语中选取的，如树木，花草等等，一旦某种花草被部落酋长相中，取为名字，这个词就会蒙上一层神秘的色彩而不得随意滥用。称之为爱屋及鸟也罢，鸡犬升天也罢，反正你得遵纪守法，不可越雷池半步。到毛利的旅游者若事先弄清那里的避讳知识，就不会因同样的事物在那里邻近的部落里有许多不同的名称而徒费口舌了，毛利人的边境线上应多辟几个介绍这种风俗的书店才是。 古代希腊，祭司和其他高级官员的名字是受法律保护的，称呼之，则绳你以法。许多祭司的名字被刻在铜牌或铅牌上扔进海底，这样做的意图无疑是要将名字秘密地藏起来，还有什么比沉入海底更可靠呢？说句题外话，还有什么比这种习俗更能昭示古人非物质的和物质的、名字和物质之间的混乱呢？ 最后，让我来剖析一下神名的禁忌。原始人按照自己的形象和想象创造了自己的神，造神运动一旦形成了固定的神，神名将被秘密地确定且终生保密。否则，他们以为，其他神祗甚至凡人弄到神名后就会藉符水禁咒来驱遣他们。 古埃及流传着如此一个传说：凡女伊希斯为了享仙福，偷偷地把太阳神拉流下的口水和着泥土捏成一条青蛇来攻击神拉，迫使无法经受痛苦煎熬的拉神发誓说：“让我的名字从我胸中传到她胸中吧”。于是，伊希斯获取了拉神名字中所内合的神秘力量，并因此成了诸神的皇后。 这个传说为古埃及的神名禁忌提供了生动的例证。他们的观点是，神的真名同他的神力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并且差不多是深藏在其胸腔之内的，似乎是比五脏六腑更为重要的一个相当于灵魂的物质器官。伊希斯就是用一种成功的外科手术剥离出拉神的名字的，每个埃及巫师都深信，谁要是占有了真名，谁就能占有神或人的真正实体并且能迫使他服从自己，就象耕牛服从农夫一样。所以许多巫师一生都致力于摄取神名的钻营，费尽心机，不遗余力。 与希腊一衣带水的罗马人也对巫术之于神名的作用深信不疑。当他们围攻某座城池时，祭师们的任务就是向护城的神祗致词，祈祷这些神祗放弃被围困的城市转而归附罗马人，并将因此受到隆厚的礼遇一一比如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罗马护城神抵的名字都严格保密，讳莫如深，以防共和国的敌人开出诱人的条件来引他上钩，有一个名叫索拉那斯的人就因斗胆泄露了神名而被祭奠了绞架。 以上五类基本上讲述的都是外国各民族对名字的禁忌。说到我们中国，关于名字的禁忌更是如山之棘，比比皆是，并因此演绎出许许多多欲言难罢的尴尬和悲剧。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前，对他人直呼其名在我国仍是一种没有教养的粗俗之举，文明人都是避名而唤字的，如蒋介石，其名曰中正，介石只不过是他的字，若是谁当其面而中正长短的，保不准落下一身“洋希匹”的碎唾，这种避名称字的现象其实是禁忌观念在作崇。至于在我国古代大行其市的避讳之风，则更是直接滋生于禁忌之酵母了。避讳的产生和发展甚至改变了一部分人的命运和几个阶段中国的语言文学史、文化史，关于这个问题，本书有谈。

Aha

古人相信，名字代表命运。《说文》一书中，训义“名”为“命”，“名自命也”。贤哲尹文子说：“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验名”，就是说：察辩事物，必先定名然后才可以成事，事物的成败得失，又可以检验其名。古代还有“有名必有其实，名为实之宾也”一说，意思是符号代表了一定的事物，有事物就会产生代表它的符号即名字；反之，从符号或名字也可以了解该事物的内容特征，即所谓“名附于实则见其义”，是以立善名者命运必善，立恶名者定会运蹇不举。 从原始的姓名图腾发展到今天的姓名符号说，姓名与人生命运休戚相关，姓名决定着人将来的穷通得失、祸福运禄的观点，一直是某些企图升官发财者寻找捷径的立足点。即使在人类步入信息社会的今天，仍有不少人迷恋于姓名具有预示人的一生是否顺畅、是否宝贵、是否健康长寿等等“特异功能”。目前，姓名学在日本、台湾、澳门、香港等地很有市场，专为他人或企业取名或改名的“命名馆”一直生意兴隆，门庭若市。可见姓名能预测人的征兆运遇观念，是由来已久且后继有人的。 实际上，关于名字招致祸福的故事，搜罗起来，确实为数可观，以车载斗量形容之也不必担心用词太过。下面略举一二，以作例证。 先说说因名而遭飞来横祸的，这些不幸者取名时，往往图理痛快，未曾料到祸之所伏即在其名也。宋哲宗时，苏轼苏辙兄弟因反新法被贬，苏轼放逐以海南的儋耳；苏辙则左迁雷州，双双流沛岭南绝域，可谓吃尽苦头。当时人分析，苏轼字子瞻，“沾”了儋耳的“儋”光；苏辙字子由，同了雷字的下半部，哥俩被放逐，在他们的姓名中早已伏下先兆，若早知如此，当初不有招致祸端的字，恐怕就是另外一番运遭了。 同代宋高宗时，洞庭湖水寇杨么，凭恃险要，口出狂言：“欲犯我境，除是飞来”。后果然被岳飞所灭，杨么出口没有遮挡，怪不了别人。 到了清朝，曾国藩在牛庄战役之际，重新招用赋闲在家的提督黄大胜，大胜君临出师时，亲自点兵，首呼第一排什长姓名，竟叫“易长清”，在黄大胜满口湘音读来，变成了十足的“一场清”，队伍中的乡人听后窃窃私议，以为不吉之至。后来在牛庄与英军鏊战，果然全军覆没，黄也血洒疆场，成了屈死之鬼。 确实，在迷信社会，做人要碰碰运气，命名也得碰碰运气，一旦命名不慎，哪怕你有冲天之志惊世之才，恐怕还是难以出人头地，翘楚当代。明成祖（朱棣）时，永乐甲辰廷试，进呈第一者姓孙名曰恭，朱棣因曰恭二字联在一起乃一暴字，以为不吉，就弃而不用，改点了频合孤意的邢宽做状元。同治戊辰年进士江苏王国均三字与“亡国君”同音，心中老大不快，就贬了王国君做三甲，以知县遣派安徽，后来仍嫌不够解恨，又议改为教职，让王国均在山阳当了20年教书匠。 不过，比起清代皇室领侍卫大臣绵亿来，一国均还算幸运的。嘉靖初年，绵亿违反皇室关于近支宗室命名要用“纟”偏旁的规定，擅用“金”旁为长子取名奕铭，次子取名奕 弄得嘉靖龙颜不悦，谴责绵亿“自同疏远，是何居心？伊既以疏远自待，朕亦不以亲侄待伊，亲近差事不便交伊管领”，命令绵亿退出乾清门，革去领侍卫大臣、管围大臣之职，硬将奕铭 改名为奕 ，皇上因大耍小孩脾气，弄得绵亿丢官削职，连冤枉也无处声张。 象这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例子真是不可胜数，如高宗嫌钱君唐休之名而不用；孝武改小吏皇太了之名，移其点于外改为犬子；一位江西老表因名龙凤祥而充军伊犁，史陈野传，不绝于书。老子云：“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因名以致祸令人击案，让人生怜；而因名以招福，则更是让人喷饭，快人朵颐。 名字为人争来鸿运，大魁天下，平步青云的事亦是比比皆是。收获最大的，当数汉光武帝以姓名应图谶而做皇帝之事了。 王莽当国时，朝庭上下都十分信仰卜算、图谶、符命、瑞应的威力。当时，民间流传着“刘秀做天子”的图谶，图谶者，用图画标示的将要应验的推测也。不少怀有不臣之心者纷纷改名刘秀以企喜享瑞应，王莽的国师刘歆就改名刘秀，暗中做着当皇帝的梦。当时，正在南阳种田的间秀听人说国师要做天子的消息后，投锄而起，大声叫道：“安知非我”。后来，他果然以匹夫起兵，以刘秀之名，“名”正言顺地杀上金銮殿，打倒王莽，做了皇帝。 王莽乃一介书生，他摄据帝位，全靠图谶、符命等封拜群臣。爵位最隆的四辅、三公、四将，王莽都靠图谶之兆找寻。有个叫王兴的故城门令史，容貌酷似图谶所绘人物，王莽就拜他为卫将军京兆，并将孙女下嫁给他，另外一个叫王万盛的卖饼小贩，也因同样的原因而官拜前将军京兆，其余同姓名的，王莽也一律赐为郎官，以褒奖他们取了个大吉大利的名字。 好“运”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因名得福之事在明清以后真如雨后春笋，日日以长。 清朝道光年间，安徽天长县的戴兰芬上京赴试，本来只中了二甲第九名，道光皇帝审稿时，却看中他名字中隐含有“天长第九（地久），戴戴（代代）兰芬”的吉兆，舍第一名史求（死囚）不取，点了戴兰芬的头名状元。与戴兰芬同朝代有两个湘乡农民，本来二人都是替富人放牛牧羊的小工，一年春节，二人心血来潮，丢下牧羊鞭，赶到城里投军，招募员见他俩没有名字，就代为编撰，抬头看见县衙正堂门上贴着张“开印大吉”的红条幅，姑将姓萧的命名开印，姓成的称作大吉。后来在战场上，二人都以能征善战、骁勇无比闻名湘军，以命名吉祥开端，旗开得胜，俱官提督，比起他们的“战友”黄大胜，又是一番运遇。 正所谓“运来铁是金”，好运要闯进来，门板都挡不住。某科主持考试的学政在与座师某尚书话别时，想套出尚书大人有何小“困难”需要自己解决解决。寒喧之后，尚书忽觉要放屁，就把身子欠了欠，学政以为时机到来，赶紧欠身叩问，尚书随口说道：“只不过下气通罢了”，学政虽不明就里，仍记下下气通三字，以备后用。后来，学政在西安监考阅卷时，突然发现一名叫“夏器通”的考生，“恍然大悟”，尽管夏的文章一塌糊涂，仍擢为第一。夏器通之高中一不恃学，二不损金，全靠冥冥中有人“通”了尚书这一关节，真可谓“青草发时便羞地，运通何须觅故人”呀！ 象学政这样的忆囊腐儒，不通世事，往往会蕴出诸如此类的乱点鸳鸯案来。北宋书画家米芾，清洁成癖，相传“朝靴偶为他人所持，心甚恶习之，因屡洗，遂损不可穿”。一日，米氏听人向他介绍一位姓段名拂字去尘的文士，大喜道：“既拂矣，又去尘，真吾婿也”，也不管女儿愿不愿意，就将女妻之。清末直隶总督满人端方，字午桥，偶尔看到一名叫重阳谷的旗族属员，大喜过望，连叫：“可与我端午桥作佳对！”于是特别提升他的官职，碌碌无为的重阳谷就因书生偶吊一下书袋子而仕途宏阔，此兄应多到父母坟前烧纸才是。 姓名能给人带来无穷的祸福，既然奋斗三生不如取一佳名，因而寻觅好名就成了众人趋之若鹜的时髦事，通过姓名算命或通过算命改名的学问也堂而皇之地登上文化殿堂且深博民众青睐，“掐指算来”，流行最广的要数用阴阳五行法算命了。 阴阳五行起源于周代，到春秋战国时，经邹衍等人的推广、发展，一直渗透到包括政治、军事、天文等在内的各行各业。命名这一社会行为受其影响，也是很自然的。 阴阳五行学说认为：“一阴一阳之谓道”，宇宙万物都是由金、木、水、火、土五种万分构成或演化而成的。按其观点，构成自然界的万物需要五种万分齐全，构成人的命最好也具有这五种万分，才能盈虚调和，康健寿考。如果缺什么万分，最好在名字中加以补救。方法是于儿女诞生之际，开列年月日时的八字，请算命先生查查八字里的五行有何欠缺，然后命名，比如孩子命中欠木，便命名为木森，或甲乙；如缺水，则命名为张洪流、李澎泽等，或造内含金木土火水定义的文字；或造有金木水火土偏旁的文字；或造十天千十二地支的文字，用来命名，以拾遗补缺，企图好运。 阴阳五得命名说虽带有浓重的迷信色彩，介于却具有强烈的约束力和生命力，因而一直延续至今。如鲁迅小说《故乡》中的“闰土”原形章闰水的名字，就源于阴阳五行；又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命相缺水，因字雨农以补之，不仅名字如此，从事特务活动的化名也要拖“泥”带“水”，如洪淼，江汉涛等。戴笠死于一次飞机失事，据闻是他行前取了一个高崇岳的化名，不仅无水，而且多土，不仅多土，还要“戴笠”避雨，按阴阳五行之说，土正好克水，五行相克意味着艰难、敌对、灾难，戴笠“祸从天降”，实在是“祸出有源”呢！ 姓名是代表人的符号，从广义信息论角度来讲，各种符号都有其内原含义，包含它所代表的实体。现代姓名命相学赋予名字相命以“科学”的衣冠，终究剥不去它本身固有的一层迷信色彩。根据姓名算命的“学问”，自古至今千奇百怪，林林总总，不可能一一道来。以上兹举一例，以一管之见，让读者窥其皮毛，适可而止，不必陷得太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