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帖]《我所遇到的20世纪伟大指挥家》

老鬼

本文作者雷蒙德·维沃曾长期担任美国休斯顿交响乐团的首席双簧管，他撰文回忆了自己所接触过的指挥名家。文章从音乐与音乐以外的轶闻趣事中，为我们刻画出这些指挥大师的独特风貌。 库尔茨和斯托科夫斯基 我在休斯顿遇到的第一位指挥是俄国出生的埃弗雷姆·库尔茨（Efrem Kurtz）。他能讲多种语言。指挥乐队排练时用的是法语、德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混合语，乐队用很短的时间就适应了这些。我们每次巡回演出前，他总要说：“别担心，我会安排好的”，“吃好，睡好，不要再熬夜。”一旦克服了语言障碍，他很好相处。在圣诞节他经常给乐手的孩子们送去盒装糖果。 库尔茨1953年离开乐团，之后斯托科夫斯基（Leopold Stokowski）担任我们的音乐指导。大师希望他的名字发音是STOW-KOFF-SKI，我们当然这样做了。随着他的到来，我的音乐世界变成了声音的仙境。 第一个乐季我们一起演出了6个星期，乐手心里疑惑斯托科夫斯基是否喜欢我们的演出，因为他什么评价的话也没说。然而，经理告诉我们，他对我们很满意，我们才如释重负。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都私下里都叫他STOKEY，他也开始表现出对我工作的赞赏。有时他会对其他乐手说：“听听独奏双簧管——学着像独奏双簧管那样分句”。他在乐队面前从来不用名字来称呼我们，总是说“独奏长笛”、“第二单簧管”、“独奏巴松”。他当然知道我们的名字，只是在私下谈话时才用。 在星期天的排练中，他常邀请孩子们参加，在工作间隙会见他们。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们的孩子还记得会见大师时的情景。 大师喜欢孩子（他自己有5个孩子），但不喜欢摄影师。我们在休斯顿的音乐厅排练，一个联合国邀请的摄影师从舞台侧门来到音乐厅。他的脖子上挂着好几架相机，手里拎着设备。斯托科夫斯基看到他，就从舞台上冲下来。如果摄影师不是带着吃惊的眼神，带着家伙急速走开的话，大师很可能要用武力把他赶走（斯托科夫斯基有6英尺高，年轻时当过拳击手）。当大师回到指挥台，他对我们说：“我讨厌摄影师”，我们报以欢呼声。 斯托科夫斯基在休斯顿的6年间，总是把休斯顿叫做HOOSTON，把麦克风叫做“MICK-ROPHONE”。有一天我们正在排练，一个送货人来到空空的音乐厅，拿着一个大盒子。我们正在演奏一个特别安静的段落，送货人径直走向指挥台，拍拍大师的胳膊说：“喂，你能告诉我怎样找到图书管理员吗？”我们都被这一突如其来的干扰惊呆了。斯托科夫斯基停下来用假装严肃的眼光瞪着这个人。这样持续了几秒钟，那个人耐心地等待着。斯托科夫斯基渐渐地改变了表情，和善地笑了。他手指着一个方向，送货人说：“谢谢”，走开去完成他的使命去了。我们开怀大笑，包括指挥。 那时候，乐团首席单簧管是罗格·希勒（后来他成为纽约大都会歌剧院的首席单簧管）。我们一起演奏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第一乐章庄严的引子里，希勒出现了一个明显的错音。大师肯定听到了，因为是正式的音乐会，斯托科夫斯基既没有生气，也没有不高兴的表情。音乐会结束，希勒非常沮丧地问我怎么办，我建议他直接去斯托科夫斯基的更衣室，说明他不是故意出错，而且感到非常抱歉，保证以后不再出现这样的事情。罗格敲响了大师的门，3分钟后他出来了，脸上带着笑容。他告诉我，他像我说的那样请求大师原谅，听到这些，斯托科夫斯基把手放在他肩膀上说：“记住，我的孩子，就连上帝也不是从来不犯错误。” 大师给罗格提了一些建议，还说：“明天音乐会再见。” 斯托科夫斯基不坐飞机，旅行总是坐火车，如果去欧洲就坐船。还有，他从来不用指挥棒。 斯托科夫斯基很少说有关音乐表达的词汇，比如：快、慢、长、短、嘹亮、轻柔等。有时他会问：“你能多一些吗？”如果他是对我这样说，意思指音量水平。 一天，在排练的间隙斯托科夫斯基来到我身边，给我讲他对第二天要排练作品的想法：“明天我们要演奏伊贝尔的《港口》，就像你所了解的，慢乐章是一个小型的双簧管协奏曲。要记住你是个裸体的吉普赛女舞师，戴着奴隶的手铐和脚镣，在满是尘土的大街上就着火光跳舞，周围有人围观”。他接着站起来，让我自己思考他的这一评论。第二天，当我们演奏第二乐章，我真的想象自己是个吉普赛舞师。我的效果成功了，因为斯托科夫斯基把他的双手合在一起，不住地点头——这是乐手从斯托科夫斯基那里得到的最高规格的褒奖，对于我当然是一个激动时刻。 50年代中期，我们幸运地与非常优秀的客座指挥合作，我注意到当一个乐团有真正伟大的首席指挥，那么客座指挥总是高水平的。很明显，首席指挥很自信，不会担心他的地位会受到客座指挥的威胁。 6个演出季后，乐团宣布斯托科夫斯基要离开我们。我的音乐世界几乎摇摇欲坠。斯托科夫斯基作了简短的告别发言，说他由于个人问题，决定返回纽约。当时传言斯托科夫斯基希望在一场音乐会上起用黑人合唱团。那个年代，这是不允许的。（据资料记载，斯托科夫斯基要用黑人合唱团演出奥尔夫的《布依伦之歌》，乐团董事会拒绝这样做，斯托科夫斯基用辞职作为抗议）。我不知道这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大师从未有过任何形式的种族偏见。 巴比罗利与比彻姆 后面的岁月我们遇到许多客座指挥，几位来自英国——比彻姆(Thomas Beecham)、萨金特（Malcolm Sargent）、巴比罗利（John Barbirolli），还有从波士顿来的蒙都（Pierre Monteux）。蒙都是在巴黎首演斯特拉文斯基《春之祭》的指挥，他还首演了斯氏的《彼得鲁什卡》和拉威尔的《达夫尼与克罗埃》。我真的喜欢与这些指挥一起工作，他们都有自己的音乐理念与我们分享，每个人都有自己让音乐鲜活起来的方式，节奏总是有弹性的。我很快意识到，除了斯托科夫斯基，还有其他好的指挥家。 其中最特别的一位是约翰·巴比罗利爵士，一个很敏感的人，富有幽默感，和他一起工作是一种快乐。他有一种优雅的处理音乐的方式，可以从管弦乐团中唤出最纤细的、优美的乐句。尽管巴比罗利身材矮小，却是个音乐的巨人。 巴比罗利出生在威尼斯，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举家迁居伦敦，他的父亲是意大利人，母亲是法国人，自己成长于伦敦的COCKEY区。巴比罗利可以流利地说3种语言。平常他讲一口完美的牛津英语，在非常愤怒或者不高兴我们的演奏时，他会说出伦敦腔英语，还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字眼。 巴比罗利与我们到西北地区巡回演出，我们的包机出现了故障。为了安全起见，飞行员决定在俄勒冈一个空军机场紧急降落。飞机的制动器失灵了，这意味着飞机的着陆速度比平常更高，还有很长的一段滑行距离。我自己学过开飞机，向紧张的乐手们保证，一切都会很安全。巴比罗利很镇定，坐到飞机后面像一个身经百战的老兵。他说：“有朝一日我们都会死，但是连一部马勒的交响曲我们都没有演过，实在太遗憾了。”飞机最终安全降落。当晚，我们演出的效果非常之好。 1936年到1940年，巴比罗利接替托斯卡尼尼担任纽约爱乐乐团的首席指挥，战争爆发后，他为英国正在遭受德国飞机的轰炸而忧心忡忡，非常想念他的母亲，决定回国。这时没有官方的批准，谁也不能从一个国家转到另一个国家。巴比罗利给英国首相丘吉尔挂越洋电话，以获得回国的允许。丘吉尔的秘书说首相正在开会，他可以转达这个请求。过了一会，秘书传来了丘吉尔的原话：“如果这个傻瓜这时有胆量返回英国，那我就答应！”巴比罗利立即辞掉了纽约爱乐的职位，乘上了一艘开往英国的货船。他们一帆风顺，尽管大西洋有德国潜艇在游弋。 巴比罗利与我们相处了6年，我们非常喜欢他。最后一个演出季，我们一起排练勃拉姆斯的《第一交响曲》，巴比罗利突然倒在指挥台上，我们扶他站起来。他坚持指挥完了剩下乐章。乐团经理与他一起站在指挥台上，防止他再次倒下。巴比罗利到了最后一个和弦还在指挥——一遍又一遍。乐团把最后一段音符一遍又一遍地演奏，直到经理小声地告诉他：交响曲已经结束了。许多人都掉了泪。巴比罗利也许意识到自己身体不行了，想指挥乐队来到他脑海中的梦幻世界。幸运的是，这次偶然的倒下是一次药物反应，他一直活到70岁。 比彻姆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指挥。他从家乡英国飞到美国，途中总把眼睛闭上，想象自己是在家中的卧室里。他经常迟到半个小时来到排练厅，并早退半个小时。排练时，他脚穿拖鞋——即便正式演出也是这样。我还记得他穿着拖鞋，用慢吞吞的、蓄意的步态走上指挥台，鞋尖清晰地露出白色袜子的情景。音乐会上，他会首先向乐队鞠躬，然后再向观众鞠躬。比彻姆经常在作品乐章的间隙说一个小笑话，当然是背对观众的。音乐会后，人们常会问我们比彻姆爵士说了些什么。 我再解释一下比彻姆拖鞋上的洞。他有严重的痛风病，这个洞能使他大脚趾的疼痛减轻一些。因为洞在左脚上，所以观众可以清晰地看到。 伊图尔维和安塞美 与指挥家们的合作并不总是愉快的。 何塞·伊图尔维（Jose Iturbi）这位西班牙钢琴家兼指挥家，曾是我们的客座指挥。他一边弹钢琴一边指挥乐队。当我们有一个独奏段落，他会突然抬起头，没有预备的节拍，这让演奏者感到很不适应。多数能指挥的钢琴家在这种情况下会先抬起头，在独奏乐器进入时再点头。我试过几次，在伊图尔维突然抬头的情况下演奏，总是掌握不准。我问他能否给一个预备的节拍示意，他竟然变得非常恼火，对我说：“你是个麻烦制造者。”后来，他向乐团的经理解释，确认并没有不尊敬的意思。后来的排练，他对我很好，努力打出了重要的预备节拍。 恩斯特·安塞美（Ernest Ansermet）是瑞士罗曼德乐团的首席指挥。一天早上他与我们一起排练，对贝司声部进行了评价。我们没有听清楚。首席贝司手问他刚才说了什么，安塞美的回答是：“我说它（贝司）太丑陋了。”我们合作几年，显然双方的感觉都不好。安塞美1883年出生，这时已经是1960年。他在休斯顿当客座指挥一年后就去世了（安塞美只比斯托科夫斯基年轻一岁）。 安塞美把德彪西的钢琴曲《6首古墓志铭》改编成管弦乐。其中

明月出天山

很好看

此情可待750809

指挥家如此，演奏大师们更是如此，小提琴大师克莱斯勒有次心血来潮，想充当一名管弦乐团的第二小提琴手，结果呢？依照他后来的回忆说：“我一坐在那儿，当时就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