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是不是应该热爱音乐

Aha

我们是不是应该热爱音乐？这个问题像我儿子经常问我的那句话，“爸，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睡觉了？”因为他已经不能像他还很小的时候那样可以按本能去生活，饿了就吃，困了就睡，他已是个地道的文明人，也已开始一段漫长的依赖时刻表以及各种指南而生活的时代，尽管将来他有可能会活得很长命，以至难免会再次回到由本能所驱使的时代。 再多读几遍这个问题，才发现，原来引起我的联想的真正祸因来自“应该”这个词，这个词在一瞬间把人们对音乐的的爱与不爱放到了规范领域来进行讨论，其结果当然也可想而知地会是像诸如“你不应该杀人”，“你不应该偷窃”，“你不应该撒谎”等那些规教式的话语，这使得本来已经够麻烦的人类又多了一项可供争论的话题，但关于“我们是不是应该热爱音乐？”这方面的规范，多少与有关杀人、偷盗这些教条的规范不同，不是基于《圣经》或上帝或一些不证自明的所谓人的本性，而会是一些与幸福这个概念有关的无是无非的论断，这个问题阴险地诱惑人们从一种功能主义的角度来试图回答，其过程无非会是诸如音乐会给我们带来好处吗？如果会那是怎样的好处？愉悦？快乐？幸福？其量值有多大？？是不是足以让我们放弃其他的一些东西（因为资源到底是有限的）？等等等等……从此音乐就被人们推倒在桌面上，拿人们两千年来一直在用的理性这把刀子进行有可能还是活体的解剖，不过这也难怪，记得好象是罗素，在不知什么地方曾说过“现代生活中尚存于理性之外的东西只剩下宗教、战争和爱情了”，这里没有提到音乐，而且更现代的人们总会觉得像“给我一个爱你的理由”这种说法更浪漫，那么音乐怎么还可以合法地象解剖我们的爱情一样解剖音乐。 但有关“应该”所引起的规范性陈述都是可以起疑的，如果愿意，质问将会延绵几千年。《十万个为什么》里所涉及的只是一些经验世界的实证性因果叙述，人们不敢将大人们永远会争论的规范性的陈述放到永远会刨根问底的孩子面前。人为什么应该诚实？？稍有耐心的人最终也将发出回答将总会是“不诚实就会遭天打雷劈”之类的搪塞之语。尽管我们可以用较为成熟的心智发现。对“我们是不是应该热爱音乐？”这个问题的探究与对“我们是不是应该孝敬父母？”这类道德规范追问还是有一些区别的，但如果一不小心，仍有可能得出像“如果我们热爱（或不热爱）音乐，就会被大灰狼吃掉”这种危险的结论，所以笔者一直不敢在内心展开诚实而深入的追问，最多也只是在经验世界浅浅地观察。 最常见的，也是我们大多数人最初接触的有关音乐的价值是这样的：音乐能陶冶人的情操……感谢上帝,至今还没有人在正式场合提出音乐能包治百病,,甚至是让死人复活，但音乐能让西红柿早结果，让奶牛多下奶的说法倒让我觉得巴赫必须对我青春期过早到来负责。这种正统的情操陶冶的情操像中世纪的宗教一样，统治着由于年尚幼而将权利交给家长，老师及社会手里的当年的我们。而当我们得知希特勒是瓦格纳的忠实拥护者，而尼采后来抛弃了瓦格纳时，不得不用天真无邪的目光询问他们，不过他们只是略显无辜地说：“啊？是吗？我不知道啊。”《辛德勒名单》留给了人们许多不可随意抹灭的印记，其中有一个是发生在夜里，犹太人集居区的杀戮，一个德国军官模样的人在密集的枪声中同样密集地弹着钢琴，两个德国士兵模样的人在门边猜测，“Bach?”“Mozart!”。时已今日，如果“陶冶”和“情操”这两个词仍有褒义成份的话，我想老师们，或者其他具有老师功能的人，可能会考虑到音乐的情操陶冶论的极其可疑性，而将此说法修改成“能陶冶人的情操的音乐会陶冶一个人的情操。”但显然，这句话是同义反复，俗语中称之为废话。 人们一般都会对与自身不属同类的人有一种探索其生活的爱好，就像白领对流浪者。文明人对尚未开化的深山中的原始人、男人对女人、资本主义个人对社会主义个人，家庭主妇对朋友……所以一会儿留着长发，一会儿又剃成光头的各类艺术家成了人们关注的中心。这也不免让一些急需关怀，而同时又有足够能力来认清方向的各种机会主义者来考虑以艺术的名义从事一些与艺术相关的事业。而他们肯定能很快发现，在艺术的各种门类中，音乐是最脍炙人口的。那就以音乐的名义吧。他们一般的确不想到头来沦为一个二流歌手，于是他们的智力和敏感发现了一种最好学的乐器，吉他。沦为二流的吉他手到底仍比沦为二流的歌手更具吸引力，当然也更有利于他们的事业，校园里的男士们对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更何况他们的确需要某种吸引力。当然，他们也知道不必有一张还算看得过去的脸，也不必对女士有各种暗示或举动，更不必有很好的成绩，或是哪怕是从书上抄来的多少有些心不在焉的海誓山盟：只要以吉他的名义，就会心想事成；这样，吉他便取代五十年代的小提琴或手风琴，成了新一代的爱情机关枪。当然，吉他，或者是音乐，甚至是艺术，会沦为现在的下场，它们自身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以艺术的名义去约会一个姑娘，总比以婚姻的名义请姑娘吃饭更显得浪漫一些。我们不能说被头士当年组成乐队的动机中不存在想引起姑娘们注意这一项内容，花枝招展不管怎么样都会引起人们的注意的，更何况摇滚乐队是能便利地；而又理所当然地去接触性和毒品的场所；所以我想我们还是应该热爱音乐，以我们未来的幸福生活的名义。 既然现在扯到了生活这个话题，那么我们的生活到底是以个体为基础还是以集团为指引，这个问题也同样比—较有意思。“个体”这个概念在一些不具有强烈自由主义倾向的入的眼里的确是微不足道的。他们会以个人是渺小的，或者更学理一些，以人首先是社会的人为理由。为自己可以自动屈服于强权而不假思索地去从事一些事情提供借口，并以此为乐。音乐。有时候便也会成为他们所无意识从事的事业之一。如同北京城里一年一度会准时飘起的杨絮那样，全国各地的大街上也会隔一段时间飘起各种同样—的歌曲。十八年前是“狼”，后来一度被“吻别”所占领，然后是什么“妹妹坐船头”，接着是至今仍让我一听到前奏就反胃的“加州酒店”。落后就要挨打，看来大家都是明事理的。所以，在此套用证券领域的术语“跟庄”是比较合适的。我有一个从事证券业的熟人，在一次互相回忆各自的大学生活时，我才惊讶地得知，他原来在学校的时候还是一个乐队的贝司手。而他现在的家里尽管已经很有钱了(证券行业的人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一般都比较有钱)，但只有一个时常走调的单放机。仅有的几盒磁带录的也只是英语。他仅喜欢，而且仅知道罗、齐、崔。我问他为什么后来不弹琴了，也不听音乐了，他给我的回答却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背后有一个极其伤感的故事。他说，你知道，大家那时候都在搞音乐，听音乐，无所事事嘛，别人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是啊，别人都在买那只股票，我为什么不买，我傻瓜啊？别人都在卖那只股票，我为什么不卖，我白痴啊？股票、音乐；音乐、股票。看来，爱不爱音乐这个问题原来是完全没有意义的。爱情还是背叛?这不是个问题，要看大势所趋。 现在人们又爱什么呢？马勒，甚至是后来的肖斯塔科维奇。应该想象不到当前人们对他的音乐的钟爱程度。不过这的确要归功于眼前的各种文明。人们轻松地坐在家里，仅仅听他们的音乐中的那么几个世界上最洪亮的声音，就可以凭想象来企图把房子的屋顶掀翻。尽管从物理上来说，这个很难，但没关系，玻璃的震动，或是墙上的因忍受不了长年的蹂躏而跌落的石灰渣子已足使他们激动不己。有一次，我的一个儿时的朋友兴奋地告诉我，“我的Monitor的喇叭终于烧掉了！用的是1812的大炮！”自从一个美国人给《1812序曲》安上了真炮后，人们进入了冷战后第一次全球范围的以和平为依托的拟战争时期，其中所释放的能量，是当前的“工业噪音”所无法比拟的。但在战争时期，光有炮是不行的，所以人们又给了奥地利的老施一把真枪，还有为胜利而准备的香槟。凭我朴素的归纳能力，依此类推，我想人们可能将会对圣·桑或是科普兰有一些想法。但我终于发现，我是过份操心了。人们之所以一直没给圣·桑一只真的鸭子，是由于有比鸭子更过瘾的东西。只要精心地挑选一套上万元的设备，小心地搬回家，再认真地挑了几张唱片，盗不盗版无所谓，然后就可以安坐在挂满地毯的房间里，不用开车就能听到车门开关的声音，也不用非得等到下雨就能听到像雷鸣一样的雷鸣，还不用入虎穴就能听到老虎一家人的叫唤，最过瘾的是不用花钱去买一堆杯子和事后打扫房间，就能听到向往已久的砸杯子的声音，“噼里啪啦”。没听够？唱片倒回来，接着咂。如果这种和音乐至少可以攀上亲戚的东西真能给人们在虚拟环境中构造真实，以与人们的想象力相匹配，并得以满足。我想我们还是应该有理由去热爱音乐的。 不过一旦回到真正的真实环境，我们或许就没那么轻松了。不是由于柴米油盐，也不是由于考试升级，而是因为那是真正的音乐。在包括货币、感情、教育、交流、社会、生育这些东西都在趋向虚拟化的当今，人们或许会意识不到有一天他竟然会老泪纵横地和另一个人面对面地谈恋爱，因为那个是真的，而且有一双盯着你的眼睛。96年的夏天，我即将离开北京，却突然意识到我还一直没去过北京音乐厅。于是我在一个偏僻的巷子里找到了北京音乐厅。那天晚上演出的是一个来自奥地利的三重奏组，莫扎特的作品。我在后排坐下，四周看了看，发现好像的确没有扬声器。观众就坐了，演员出场了，一切都静了下来。很长的一段寂静，很静。小提琴手举起了琴，很静，他抬起了弓。还是很静。猛然，大厅里响起了第一个音符，一种真正的乐器发出的声音，还有随之而来的音乐。那时，我不知道别人怎么样，我发现我在发抖。这是我在听了多年的从各种喇叭里传出来的音乐之后第一次听现场；第一次听到音乐从乐器中透过很干净的空气传来，它刺痛了我。音乐有时会像一部在深夜播放的欧洲电影一样，在不知不觉之中挤干你的血。更糟的是，如果你一不小心听到了一首已经十几年没听的歌，你就没有了轻佻的欢笑，也没有了故作的痛苦，而是一种朦胧中与生命有关的牵挂。不管是什么音乐，哪怕是简单一些的流行歌曲，只要我们听过，唱过，爱过

明月出天山

写得太好了!深刻!

阳光雨123

音乐，一但上瘾，怕是终身不能解脱。